三是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相反，如果過分強調需求側因素，應對政策就可能更多地青睞采取刺激手段。誠然，在新常態下，傳統增長源泉以一種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長動力并不會自然而然產生，需要一定的時間培養。為了避免過急過陡的增速下滑，避免經濟波動和社會沖擊，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適度寬松，以維持經濟減速的平滑性是需要的。然而，一旦實行超過“補短板”限度的強刺激，試圖使實際增長率長期處在潛在增長率之上，則會加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還會積累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

記者：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泰勒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真的存在這樣一個“不可能三角”嗎？我國正在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對改革增長穩定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蔡昉：穆迪分析人員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即把中國經濟減速看成周期性現象，把宏觀經濟刺激看成保增長的不二手段，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

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于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于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后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

能夠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改革，包括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著眼于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于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于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穆迪臆想出來的這個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經濟日報記者 馬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