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生產中，王泉林感到了極大的樂趣：“現在開著插秧機插秧，就像打游戲一樣，非常過癮。”從耕田、播種，到打藥、澆水，再到收割、晾曬，基本上都是他一個人在田里勞動。2014年，他的純收入有10多萬元。當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種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開始了自己的旅行。

對于現在的生活，他覺得很充實、很滿意。因為經營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譽度，周圍很多外出務工的人都會找到他流轉土地，“老百姓既不想賣房，也不想賣田，讓別人種著，不撂荒就行”。因為經營的規模大了，購買農資時王泉林也有了談判的能力，“現在肥料、種子都是別人送上門，找我的農資商像競標一樣。”

像王泉林這樣的農民并非個別現象，僅他所在的村民小組，還有4個種田大戶。

2000年以來，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村里的年輕人少了，村莊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村沒有了發展的空間。以往是因為務工機會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鄉村，如今全國勞動力市場形成后，農民可以自由地在城鄉之間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機會。與此同時，村莊里的發展空間也隨著勞動力大量向外轉移而逐步顯現。王泉林能夠在村莊中獲得發展機會，不正是因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務工嗎？

更關鍵的是，沒有政府和資本等外力的干預，農村自發的土地流轉形成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市場價格，這就讓留在村里的農民有了擴大農業生產的機會，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土地自發流轉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這樣無法外出務工的人也因此能夠獲得擺脫貧困的機會。

安徽農民在上海：逐夢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從未到過上海，因此對上海的農村充滿了想象。上海的繁華讓人覺得那里的農村應該比中西部的縣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發現，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敗的鄉村。

不過，與中西部破敗的農村不同，上海農村的破敗大都是因為那里的原住農民都已經進城，農村不過是大多數上海農民兒時的記憶。上海破敗的農村隱藏著許多外地農民的夢想——他們背井離鄉，在上海農村的一隅，尋找家庭發展的希望。

在上海農村的奮斗者中，來自安徽的農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區隨處可見安徽特色的餐館。除了來上海務工，還有相當大的群體在這里務農，以至于產生了與“農民工”一詞相對的“農民農”的概念。

他們大都是夫妻或舉家來到上海郊區的農村種糧或種菜。有的人實現了在這個城市戶籍的轉變，但是大多數人都是在漂泊幾十年后回到故鄉。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眾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臨泉人，今年39歲。1994年，他大學畢業后到上海跟隨父母打拼。當時李新雨的爺爺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經親戚介紹，開始在上海閔行區馬橋鎮一個村以每畝600元的價格租了30多畝地種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費倉庫，一年忙到頭，沒有雇工，每畝地純收益2000多元。過了兩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個村，在那里又租20多畝地種菜。后來發現煤球生意比較好，就向村里租了兩畝地，投資了三四萬元開了煤球廠，專門給小攤小販供應煤球。煤球廠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來，李新雨的弟弟高中畢業后從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廠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經攢下了二三百萬元，他們又借了100多萬元，向村里租了15畝土地建倉庫做物流生意。倉庫面積有7000多平方米，當時和村里的協議是倉庫15年之后歸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優先使用權，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夠凈賺四五十萬元。

2011年，倉庫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為手續不全，倉庫被定性為違章建筑，李新雨家總共得到了700多萬元的拆遷賠款——如果按照正式廠房來賠款，賠償數目則在1000萬元以上。

賠償款在家庭內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養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繼續打拼。弟弟拿到賠償款后到青浦區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萬元，還在那邊買了房子。李新雨也帶著自己那部分錢到奉賢區南橋鎮繼續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現在每個月的收入兩萬多元。但李新雨還在不斷尋找新的投資機會，想重新找一個地方種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