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研究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民間金融市場規模已超過5萬億。但因監管主體缺位和機制不完善，長期“地下運轉”風險叢生。特別是在銀根緊縮和經濟下行壓力持續的情況下，民間借貸數量和規模呈擴大化趨勢。民間金融市場風險敞口進一步放大，可能危及區域金融生態，壓縮實體經濟融資空間，損害群眾利益，影響社會治安。

近期，民間借貸又出現了一些新動向、新問題：

（一）中介機構推波助瀾，網貸等新型互聯網金融風險開始發生。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擔保中介融資、互聯網金融、小額貸款公司遍地開花。這些中介機構在爭奪市場中，以投資理財等名義逐漸演變成加強版、網絡版的非法集資。

（二）民間借貸崩盤潮向西部蔓延。數據顯示，41.4%的西部中小企業有信貸需求，57.2%的企業融資渠道主要是通過民間借貸。而宏觀經濟進入調整期的大勢讓房地產、煤炭等高利潤行業走弱，野蠻生長的民間借貸立即從幫手變為了幫兇。2015年以來，成都、陜西、甘肅等地已屢次曝出投資公司、擔保公司跑路現象，而留下的是遍體鱗傷的投資群眾、實體經濟、地方政府等等。

民間借貸非正常發展及債務風波頻發的深層次原因，一是金融體制改革滯后，多層次金融市場未建立，金融服務基本上還是面向國有企業和大企業，而對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率約占60%的非國有部門貸款卻只占不到20%；二是資金供求矛盾突出，“貨幣多、資金少”、“貸款貴、貸款難”等根本問題未解決；三是大量民間金融公司倉促上馬，但監管力量軟弱，多頭監管和監管缺位問題較為突出。如小額貸款公司和融資性擔保公司由各地金融辦監管，投資公司和中介機構歸工商部門管理，而典當行由商務部門監管。多頭分散管理使監管長期缺位，擔保、中介、小貸等機構紛紛“不務正業”違規吸存放貸。

為此，建議：

一、 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盡快明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監管權責界限，銀監會、金融、工商、商務等監管主體的職責分工。建立部門合作和聯合執法的工作機制，健全包括民間金融風險監測在內的預警及處置機制，通過專項行動等，規范打擊、取締非法的高利貸行為。完善征信體系建設，將民間借貸信息納入征信管理體系，促進其運作透明化。

二、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一是要加大投資體制改革的力度，加快資本市場發展速度，積極為民間社會資金順利進入受限的投資領域拓寬渠道、掃除障礙；二是進一步放低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的門檻，逐步允許優秀民營企業控股發起設立小型民營銀行，放寬對最大股東的占股比例限制；三是要開發地方性金融市場，積極組建多元化的金融組織體系，農村合作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四是要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使資金價格能真實反映市場供求。要結合利率市場化的要求和民間借貸的風險，確定民間借貸合理的利率區間。

三、 加快民間借貸立法進程。制定專門的民間借貸法規法律，將規范民間借貸行為納入依法治國的框架內，對民間借貸中介機構的性質、資格、廣告行為和運作方式予以規范。建立和完善互聯網金融法律體系，對網絡金融市場準入、交易者的身份認證、電子合同的有效性確認等方面都要盡快立法。加快國家層面的民間借貸法立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