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學生變成康澤的部下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第十八集團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領導。自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的八年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處先后派遣六批約十人次的軍事聯絡參謀到延安，其中有的還帶有家屬和工作人員。這些聯絡參謀的職責是:加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第十八集團軍的聯系;了解八路軍抗擊日本侵略軍的實際作戰情況，并隨時向上峰報告;同時，如實觀察匯報八路軍的戰斗消耗和困難，俾以及時給予補充。在這些聯絡參謀中，有同情并支持八路軍抗戰的，有從事特務情報工作的，有生活作風不檢點的，唯有徐佛觀對延安整風運動做認真觀察和深入研究。他撰寫的延安觀察報告，警示如果國民黨不思改過，共產黨將會奪取全面政權，深得蔣介石的賞識，并促成以后的國民黨改造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他先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企圖通過拯救國民黨來挽救中國;爾后退出政壇，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探尋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道路和中國人有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可能。

徐佛觀(1903-1982)，湖北浠水人，原名秉常，字佛觀，1944年結識熊十力拜其為師，由老師為其改名為復觀。徐佛觀出身耕讀人家，父親以鄉間塾師為業，勉強維持生計。這個家庭在給予孩子良好的啟蒙教育同時，還讓孩子參加農村力所能及的生產勞動。“砍柴、放牛、撿棉花、摘豆角，這都是我二十歲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課。我父兄的艱辛，一閉目都到我眼前來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兒子，真正是從農村地平線下面長出來的。”這種農村生活的早年經驗，在他看來是一個中國人學習掌握自己文化精神的根脈所在。

1923年徐佛觀從武昌湖北省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擔任過小學教員。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北國學館。當時的閱卷人是國學大師黃季剛，對于徐佛觀的答卷十分欣賞，曾在課堂上夸獎，“我們湖北在滿清一代，沒有一個有大成就的學者，現在發現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們黃州府的人……”他當時的同學介紹，“徐先生天資過人，任何繁復文字，看過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領。常放言高論，壓倒群倫;有時舉止脫略，自校門進入，手持甘蔗，且走且啃，旁若無人……徐先生的自習室在樓下，夜間多高聲朗誦。”限于時代環境和家庭條件，徐佛觀讀書期間還兼任小學教員，以彌補生計。

1926年冬，北伐軍攻占武昌，湖北國學館關閉，徐佛觀被迫放棄求學生活，卷入時代激流之中。他參加國民革命軍，擔任營部書記，軍旅途中廣泛閱讀了《孫文學說》《三民主義》等革命著述。但是一陣浪潮過后，徐佛觀差一點被當作共產黨而殺頭。慘痛的經歷促使他斷然退出政治活動，繼續從事小學教育工作。1928年獲得機會留學日本，先后就讀明治大學經濟學系和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在此期間，他比較多地涉獵各種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著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徐佛觀因為參加抗議日本侵略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監禁后，驅逐回國。為了生計，他經人介紹到廣西的國民革命軍中任職。兩年后離職，成為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黃紹竑的幕僚。此后大約五年時間里，他跟隨黃紹竑走南闖北，協助其偵察進軍新疆路線、駐節歸綏、籌劃滬杭甬抗日軍事防御方案，特別是直接參加指揮山西娘子關戰役，親眼目睹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渙散混亂，黎民百姓流離失所，一顆書生報國之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在娘子關一役中，我深切體驗到，并不是敵人太強，而是我們太弱。我們的弱，不僅表現在武器上，尤其表現在各級指揮官的無能。無能的原因是平時不認真的求知，不認真的對部隊下功夫。再追進去，內戰太久，賞罰一以派系為依歸，使軍人的品格及愛國心受到莫大損傷，更是根本原因所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渙散混亂不同的是，徐佛觀看到的共產黨八路軍，從容鎮定，行動迅速，特別是一些高級將領們，其精神狀態與國民黨將領截然相反。有一次閻錫山在太原宴請國共雙方高級將領，徐佛觀“留心觀察，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面黃肌瘦。蕭克坐在我的左邊，從頸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這些八路軍將領們“對情勢的估計，比我們清楚得多。并且他們早已胸懷大志，當時是急忙展開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們的行動干凈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覺。另有一次在石家莊，徐佛觀聆聽了周恩來關于國際形勢的演講，對黃紹竑說:“我們可能還沒有這種人才。”黃紹竑只有笑而不答。

1938年春，徐佛觀離開黃紹竑，任國民革命軍八十二師團長，參加在武漢舉辦的軍官集訓。隨后，以戰地黨政委員會戰地政治指導員名義，考察鄂東地區和冀察戰區。曾短暫時間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高級參謀，因派系斗爭，于1941年11月調到重慶中央訓練團任教員。一年后，經人介紹認識唐縱，并被推薦給康澤。時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復興社總書記的康澤，任命徐佛觀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康澤晚年回憶，“關于被派到八路軍的聯絡參謀，是與別動隊有聯帶關系的。1938年5月，我雖解除了別動隊總隊長職務，但派到八路軍的聯絡參謀的更動，仍規定由我提出，直到1945年10月我出國，才完全由軍令部第二廳直接任用管理。”這里所說的“別動隊”，是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基礎上成立的一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武裝特務組織。康澤兼任軍委會南昌行營別動隊總隊長，直接受蔣介石領導。所以，派駐延安的八路軍聯絡參謀，實際上都同時兼有國民黨特務職責。

與毛澤東數次長談

1943年5月8日，徐佛觀、郭仲容同時受派擔任聯絡參謀，接替陳宏謨、郭亞生，從重慶來到延安。他們經西安，進入陜甘寧邊區后，雇用毛驢騎到延安。郭仲容是四川人，曾與羅瑞卿、任白戈同學，此次受命出任八路軍一二零師聯絡參謀。“由于前后來的聯絡參謀在我軍內不斷搞特務活動，我們向國民黨提出了抗議。于是，從1941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們不許聯絡參謀再上前線，而只讓他們留在延安。”(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55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所以，郭仲容自始至終都和徐佛觀同住在延安交際處。

徐佛觀是受派擔任駐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少將聯絡參謀，也是到延安軍銜級別最高的聯絡參謀。這兩位聯絡參謀騎著毛驢進延安，不擺架子，不唱高調，一開始就給中共方面留下比較好的印象。

他們住宿在延安城南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招待所，稍事安頓就提出希望拜見毛澤東、朱德。經請示安排，先由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總參謀長葉劍英接見他們。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朱德和葉劍英舉行正式歡迎儀式。朱德向他們介紹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前方的斗爭情況和“皖南事變”后敵后戰場的形勢發展趨向，明確指出:“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以民族命運為重，堅持爭取兩黨團結合作抵御侵略的方針，希望你們來延安后與我們共同為兩黨繼續合作做出貢獻。”葉劍英強調說:“如八路軍、新四軍這樣忠于祖國忠于民族的軍隊是古今中外沒有的。你們重慶軍政部對我軍長期以來斷絕一切物資供應，不發一槍一彈，不發一分錢，我們還是擁護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抗戰到底。我國有句俗話叫做‘有奶便是娘，，我們現在是‘無奶也是娘，呀! 希望諸位設身處地想一想，我們今后對許多根本問題就不難取得一致的看法。”

徐佛觀講話中高度稱贊延安的精神面貌，仿佛是大革命時代的黃埔，真是令人敬佩!他竭力表現為國民黨內進步分子的姿態，痛斥國民黨內的貪污腐化行為。雖然雙方話中暗藏機鋒，但總體氣氛融洽。談話后，葉劍英在總司令部邀請他們共進午餐。

大約一周后，毛澤東在棗園會見徐佛觀、郭仲容兩位聯絡參謀，“同他們懇談國共關系問題，請他們向重慶、西安國民黨方面轉達共產黨精誠團結的意旨。”

據徐佛觀后來回憶，他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有過五次以上的長談，并誠懇地請教很多問題。比如“應當怎樣讀歷史”。

毛澤東的回答是:“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

對此，徐佛觀頗以為是。談到《論語》，徐佛觀詢問:“孔子的話，你有沒有贊成的?”

毛澤東想了想答道:“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辨)之，篤行之。，這就是很好的話。”

徐佛觀補充道:“應當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澤東也點頭稱是。徐佛觀記憶中與毛澤東談天閑聊時的印象都是好的。

時值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送給徐佛觀一本《整風文獻》。下次見面時，毛澤東問道:“徐先生看我們那種東西里面，有沒有好的?”

徐佛觀認真研讀過這些文章，回答說:“有。”“哪一篇?”

“劉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毛澤東聽罷表現出很驚喜的樣子，連聲說:“你覺得那篇文章寫得好?他在這里，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第二天，劉少奇果然到招待所來看望徐佛觀。一個受命而來，一個關心軍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談得很。留給徐佛觀記憶里的這位中共領導人形象是:“瘦瘦的個子，態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頓后，沒有談什么，所以再記不起一點談天的印象。”當時徐佛觀并不清楚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后來留心打聽，才知道他是理論和組織的重鎮，在毛澤東面前的分量，遠在周恩來之上。”

在與中共領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觀覺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歷史巨流的人，不以為毛有本領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認為“中共許多現象，只有順著歷史的巨流來加以解釋，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還說:“我們雖然身在海外，雖然反對共產黨，但是我們非常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希望共產黨做得好。我們的國家，現在不錯，是站起來了。這個站起來，在我們的腦子里面，當然第一功勞，是毛澤東。沒有他的氣魄，沒有他的號召力，沒有他組織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住在窯洞里，徐佛觀除了參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務參觀活動，把大部分時間用于研讀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獻資料，其余時間就是“讀通了克勞塞維茲所著的《戰爭論》”，并寫下不少讀書筆記。因此，又多了一個與毛澤東談話時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毛澤東在談論游擊戰術時強調說:“這不過是小規模擾亂戰，若指揮大的兵團，必要時在戰略上要犧牲一個兵團，然后才能保全兩個兵團，那就要壯士斷腕，立即決斷。”

徐佛觀對此不敢茍同，辯論道:“這在戰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現在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同盟，與舉世為敵。假定一旦戰局逆轉，形勢險惡，到了非犧牲不可的時候，請問潤之先生，那究竟犧牲哪一國?誰來提議?誰來贊同?又有哪國甘愿犧牲?”

毛澤東一時無以回答，面有難色。那次徐佛觀告辭時，毛澤東送出窯洞門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別。

當然，由于雙方站在完全不同的黨派立場上，縱然學問見識上相互傾慕，但在原則問題上卻針鋒相對，錙銖必較。1943年7月，抗戰爆發六周年前夕，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之際，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對此，毛澤東約見徐佛觀時義正詞嚴地警告道:蔣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時出兩個太陽，我偏要出一個給他看看。“再過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誰手!”

7月9日，延安各界三萬多人緊急集會，抗議國民黨軍隊企圖“閃擊延安”，進犯陜甘寧邊區的挑釁行為。“我們為了使國民黨當局知道我們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決心，邀請徐佛觀、郭仲容參加大會。徐佛觀堅持其反動立場，中途退場。郭仲容聽完了各界代表反擊頑固派反共的聲討。會后徐郭急電向重慶報告。他們從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金城 《延安交際處回憶錄》，第63頁。)對于這種行為，徐佛觀不依不饒，他表示不能接受吳玉章在大會發言中對于蔣介石的侮辱性言詞，要求公開道歉。遭到拒絕后，他帶領郭仲容在招待所里開始絕食抗議。“為此，總司令親自來挽留，關心他們的生活，穩定他們的情緒，但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鬧到絕食，兩個人幾天都不吃飯。”后來是周恩來寫了一封長信解釋，并且親自到招待所來寬解一番，矛盾才算緩解。

在對中共領袖人物的接觸交往中，徐佛觀認為周恩來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與人之間有真正的人情味，他個人生活相當嚴肅。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單對共產黨里的同志有人情味，與非共產黨的人接觸時也表現一種人情味，我想這是很難得的”。這種“人情味”，具體表現為永遠保持“人的立場”作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線。“和他談問題，他總是通情達理，委曲盡致，決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場。”哪怕是面對面聽著反對的意見，批評的意見，總是心平氣和，耐心地給予解釋，解釋了還不被相信，也只是說將來會慢慢解決的。

對于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的印象，徐佛觀覺得這是一位寬厚的長者，有很寬厚的態度，但是在彼此交流意見時，略有差距。

1943年10月，徐佛觀獲準先行離開延安，途經西安時看望胡宗南。一餐飯后，簡單交流，徐佛觀就到寶雞等候去重慶的汽車。未料胡宗南卻派人追到寶雞，一定要徐佛觀再回西安。數次宴請，胡宗南詢問有關延安的情況，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與延安進行對比。徐佛觀無意于去做什么對比，以流于一般官場逢迎拍馬，只是告訴他:“延安的物質困難，但他們的野心甚大，做法相當有效率;勸他萬不可存輕視之心，并應虛心研究他們的長處，尤其是在領導方式上特別值得考慮。”還特別推薦延安《整風文獻》中的文章，希望他切實加以研究。胡宗南表示自己沒有這些文章資料，徐佛觀答應把毛澤東送給自己的那本轉送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