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媒體把“黃牛黨”炒號看成是“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們并沒有看到醫生的價值沒有得到公正客觀的體現，反而把打擊“黃牛黨”作為打擊炒號的重點。

為什么我國會出現“黃牛黨”炒專家號的現象？首先要從醫生的定價來思考。“黃牛”炒號，各地價格不一，基本上是根據當地的經濟水平“報價”，最低120元，一般兩三千元，最高五六千元，而專家的“合法”掛號價格在7-15元之間。如今，公立醫院已有一些“天價”特診，一般在三五百元上下。有人認為醫生現在的收入并不低，也許是！但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哪里呢？在藥費、檢查費等“創收”上。從某一種角度看，低年資醫生的創收能力并不比高年資的低，甚至高于高年資的。而“黃牛黨”給出的專家號價格，擠去“惡炒”的水分之后，才是專家真正得到社會認可的價值。

我們再看看名醫“走穴飛刀”現象。有醫院管理者說，醫生“走穴飛刀”所得的報酬是在醫院收入的一半以上，而飛刀的時間只占工作時間的1/5。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是時間與報酬的比例問題，另一方面是這些報酬與醫生所開的檢查、藥品的收入沒有半毛錢關系，也可以說是其技術價值、社會價值較好的體現。

“炒號”已然成為中國的一門職業，而且隨著“互聯網+”的熱潮，“炒號”工作模式已經從街邊模式轉到“互聯網+”模式了，形形色色的APP應運而生……深諳中國醫療體制的商家們也看到，只要他們控制了醫院的現金流、藥品流、衛生材料流，甚至檢查檢驗，他們完全可以把醫生養起來。因此，互聯網要顛覆傳統的醫療模式不是不可能的！

不少媒體把“黃牛黨”炒號看成是“看病貴、看病難”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們并沒有看到醫生的價值沒有得到公正客觀的體現，反而把打擊“黃牛黨”作為打擊炒號的重點。其實，專家的價值連醫院的清潔工、保安都知道，而我們卻視而不見，豈不可悲？作為冤大頭的醫生，收到的只是可憐的十幾元，成為了“黃牛黨”的搖錢樹，豈不更加可悲？

可見，誰都知道醫生的價值潛力很大，“可托”的利潤空間很大。唯獨我們的支付制度，一直沒有把醫生真正的價值通過服務價格的調整體現出來。通過市場無形的手配置醫生資源和推進分級診療，可以讓醫生價值回歸。

首先可以斷定，兒科醫生的短缺實際上是中國醫生問題的一個縮影。兒科醫生短缺是全世界的現象，但中國兒科醫生短缺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我國的兒科醫生除了承擔其職業責任、社會責任外，由于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承受患者家屬非理性要求的壓力遠遠大于其他專科。此外，在非市場非政府的支付制度下，兒科醫生與其他強勢科室（贏利機會大的科室）相比，他們“慘淡經營”（確實與其他專業一樣在經營）。兒科醫生短缺折射出來的問題正是目前我國醫生的窘迫境遇——醫生的價值得不到合理的定價與體現。所以，兒科醫生是我國醫生群體的一個縮影。

其次，分級診療是一個好政策，但也是一個偽命題。國外也有分級診療，但是國外的分級診療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而不是政策行為。即使公眾可以自由看病，但是也不得不遵循一個制度的安排——首診在社區。而中國推行的分診醫療雖有“制度的安排”，但是非常無力，根本原因就是沒有真正體現醫生的價值，并且醫生的價值隨服務的場所不同而不同，往往在大醫院才有更好的體現。因而，醫生的服務平臺只能在醫院，而且是大醫院！醫生形成一種從“壩下”往“壩上”走的趨勢，“壩上”的資源不斷堆積，但即使“壩上”的水滿了，也不會輕易讓它漫出來流到下游，所以會不斷地“擴壩蓄流”，加之政策的逆推動，“壩下”的“民工”根本就無用武之地……

由此，人們“凡有病到大醫院”的就醫習慣和觀念隨之自然形成——大醫院才有大專家，看病就必須找大專家。但事實上，很多常見病、慢性病診療以及康復治療是不需要去大醫院的。我國最大、最好醫院的院長曾抱怨：80%的病人根本不需要跑到北京來看病。

目前，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建設，提高基層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比如建立醫聯體，甚至不痛不癢地改革支付制度，鼓勵社會力量辦醫等，以期形成分級診療的秩序。可惜，一直不能奏效。為什么分級診療在國外不是問題，在我國就成問題了呢？為什么分級醫療一直推行不下去呢？根本在于：醫生沒有流動——醫生被圈養或愿意被圈養。這是各項分診醫療政策不力的主因。

我們現在正在走市場機制的路子，如何落實“政府引導，市場推動”呢？我們可以探討美國醫生行醫方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趨勢，為我們醫改提供一點啟迪。

廖新波（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 網名：醫生哥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