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級的第39個人

過去的廼茲府大街關東店20號，是胡耀邦任職團中央書記時一家人住過的地方。那里是個普通的四合院，有多處掉皮的朱紅油漆大門坐西朝東。無論是虛構的鏡頭，還是現(xiàn)實里，這個大門經(jīng)常是敞開的，尤其是對青年。

胡耀邦的工作方式比較特別，他不大去機關上班，而是習慣將人約到家里來談話、匯報工作和研究問題。他的書房和客廳，幾乎成為團中央的另一個書記處辦公室。女兒回憶，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 “屋子里經(jīng)常煙霧騰騰，像失了火似的”。

曾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的孫軼青是胡耀邦家的常客。他曾說：“我們團報和中國青年雜志社的同志，都愛往耀邦同志家跑，他談話思想火花迸發(fā)，而且可以吃他家所有的東西。”

訪客們一來，胡耀邦就讓公務員把家里的香煙、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都拿出來招待客人，炊事員就不停地燒水沏茶，忙著給他們做飯。

“中午一過11點，下午過了5點，父親必定留大家吃飯，這好像已經(jīng)成了我們家的習慣，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改變。”女兒李恒回憶說。

進胡耀邦家院門的人，不分身份、行業(yè)和職務，有黨政軍高級干部，也有普通司機和工人。

有一次，在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當副經(jīng)理的張百發(fā)去看望胡耀邦。談完話已經(jīng)11點了，胡耀邦照例留他和司機一起吃飯。那個司機覺得跟領導一起吃飯不自在，胡耀邦看出來跟他說：“你是工人階級嘛，同工人階級一起吃飯，我感到光榮！”聽到這話，司機一下子輕松了起來。

應酬客人曾經(jīng)成為胡耀邦一家最大的經(jīng)濟負擔?！罢f起來可能沒有人會相信，‘文革’前的十幾年，父親雖然工資待遇很高，但我們家一直未能擺脫欠債的窘境。”女兒李恒在書中寫道，“僅父親接待客人、買書和抽煙這三項，他的工資就經(jīng)常入不敷出。秘書和公務員常常到機關去借，通常是月初發(fā)工資時還賬，月末又再去借。”

胡耀邦有時走出門外主動跟青年交朋友。1955年，胡耀邦出差到廣東，在火車上，他走進一節(jié)坐著很多大學生的車廂，和學生們聊上了，一聊就是一個多鐘頭。后來，大家才知道這個前來交談的人是團中央書記。

在年輕人中間，胡耀邦的魅力顯而易見。秘書高勇透露了一個細節(jié)：“嚴格地講，耀邦的口才不是很好。因為他有點口吃?！?/p>

胡耀邦在講話時，有時一會兒坐著，一會兒又站起來，而且愛打手勢，“是為了幫助自己更好地講話”。

但往往人們會忽略或者發(fā)現(xiàn)不了胡耀邦可能會有的小尷尬。“耀邦感染力極強，擅長抓住青年的典型語言。”高勇說。

高勇模仿胡耀邦當年跟石景山鋼鐵廠幾個年輕工人講的一段話：“青年的思想是解放牌的，青年的決心是永久牌的?！碑敃r，解放牌汽車和永久牌自行車，是年輕人向往的民族品牌。

胡耀邦對青年語言的信手拈來，源于對青年的熟悉。有段時間，許多高校團委請胡耀邦去作報告，他都一一答應下來。秘書見他太忙，勸他謝絕一些。他說，平時跟學生們接觸太少，現(xiàn)在人家請上門來，想見見面，聽聽講話，是合情合理的，他們有這個權利，我們有這個義務。

有幾次他約定的去大學的時間，正好趕上人大常委會或者政協(xié)常委會期間，他都會向會議請假，再趕赴大學去跟學生見面。

當時，團中央有一個“六級辦支部”的做法，是為了加強團的基層組織建設。身為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帶頭辦起了團支部。他選定了北京大學中文系59級一班團支部作為他的聯(lián)系點。

有一年的正月初二，胡耀邦請這個班團支部的學生到他家里做客。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副食品極其短缺，直到20多年后那些學生還記得，在耀邦同志家吃的是烤兔肉和烤花生。

1964年，胡耀邦已到陜西工作，但還是想辦法見一見即將畢業(yè)的這個班的同學。消息傳出來后，不僅這個班，整個北大中文系，班班都要求見胡耀邦。最后，學校決定這個年級的各班都可以派代表，去團中央機關參加接見。

學生們一到團中央機關，胡耀邦很快被團團圍住。臨別時，年輕人把事先準備好的校徽別在胡耀邦胸前，送給他留念。

胡耀邦微笑著問：“你們班現(xiàn)在多少人？”學生們回答：“38個人?！?/p>

胡耀邦高興地說：“現(xiàn)在是39個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