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歲的小兒子顧葉，已經在一所私立幼兒園入讀2年，但顧強嫌該園教育質量不佳、沒有進行英語教學，打算在新學期轉到該縣另一所幼兒園。這所幼兒園每年要交1700元的學費，此外還要多交1000元的擇園費。

　　顧強告訴筆者，他被認為是從雍村里走出來的幾個為數不多的有出息的人，選擇送孩子去那些在其他村民看來收費甚高的學校就讀，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學校教學質量確實高——城里人擠破了頭也想進入這些學校，自己雖然是農村人，但也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作為“有出息”的村里人，村里的熟人都看著，說你在城里掙了這么多年錢，怎么還舍不得像城里人一樣送孩子去讀好學校呢？

　　顧強說，現在生意越來越不好做，家里這幾年過得特別辛苦，有時也是硬著頭皮去“繃面子”。但這樣的苦日子最多也就再堅持5年，大兒子如果本科畢業就能去從事機器研發工作了。

　　36歲的張澤軍是雍村相對較晚的一批外出務工者之一。只有初中學歷的他，在烏魯木齊從事建筑工作2年了，妻子在家務農，家庭年純收入約為2.4萬元。

　　張澤軍告訴筆者：“幾年前，村里的學校被撤，準備并到鄉里的學校，鄉里和學校來做工作：撤并了好！并到鄉里的學校，質量就跟城里一樣了，娃娃以后就能考上大學有出息，不像我們一樣種地了。當時我是很支持的。”

　　2011年張澤軍到外邊打工，這才知道：農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這么大，簡直是天上地下。平時與工友聊天，大家都說只要有條件就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讀書。

　　老家的縣教育局規定只要能夠證明在本地有合法收入與固定住所(包括租房等)，即可申請就近入學。在與妻子商量后，張澤軍讓妻子帶著孩子到縣城租房，同時妻子到縣城里一個本村親戚開的一家小飯館里做洗碗工。利用這種租房合同和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社會關系，2012年，13歲的兒子張陽進入全縣排名第三的公辦學校——仙鎮初中學習。

　　張澤軍直言：“那些村民家里娃娃成績好的，都要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讀書。我們家娃娃成績不好，更要送到城里去讀書。只有這樣，周圍人覺得你才算混的好，否則人家要笑話。”

　　張澤軍也承認，縣城里各方面開支都很大，確實過得很辛苦，但現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與出息相關的選擇性教育致貧是合理消費

　　筆者調研發現，在雍村從事農家樂經營的村民家庭，事實上年純收入會達到3萬元左右，但他們并沒有被村民公認為是有出息的。

　　筆者采取隨機原則對雍村132位村民關于“怎么才會被認為出息”的問卷調研中發現，能賺錢確實是有出息認同的必要條件，但并非是充分條件。比如雍村的張亮夫婦，兩人從事農家樂經營，并進行柑橘種植，年純收入在2.9萬元左右，但村民并不認為他們有出息。

　　筆者在追問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村民提到張亮夫婦賺這么多錢，卻只讓孩子在鄉里的九年一貫制學校寄宿就讀，他們認為相對于張亮夫婦的收入來講，這是一件沒有出息的事情。但對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鄉鎮就讀的村民，反而被大家公認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卻能夠把子女供養到大學畢業的村民，更是被作為有出息的人，而在雍村中口耳相傳。

　　盡管在物質收入上處于短缺，但這種村落中以“有出息”為顯相的“面子”，卻是誰也不能不顧及的村落輿論。家長按照送子女入讀學校的等級層次，也被私下劃分為一個與出息與否相關的高低等級序列，盡管這種分化相對于村民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而言，長期處于被統計無視的隱匿層面，但它確實構成了村民們相互標簽化的一個日漸趨盛行的分類標準，以至于選擇性的教育致貧，被認為是一件與出息相關而無論怎樣都合理的消費。

　　相比于城市里通過服飾、名車、住所等符號因素而標簽形塑的最小差異化身份區隔，在農村里通過對子女教育的不同消費選擇，更容易形成一個在認同度方面高低差異明顯的區隔性身份序列。

　　底層教育選擇被進一步撕裂

　　這樣的情況在筆者對該縣蜀鎮中學的調研中得到了證實。

　　蜀鎮中學的教育教學水平在全縣排名第二，僅次于縣實驗中學，卻仍然留不住學生，一部分學生去了縣實驗中學。但讓蜀鎮中學的校領導和老師們更為不安的困惑是：城關鎮另一所中學的教育教學質量明顯不如蜀鎮中學，中考的升學率也不比蜀鎮中學高，為什么還有更大一部分生源去了那里呢？

　　最后蜀鎮中學的校領導和老師們一致認為：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學校地處鄉鎮，而城關鎮中學距離縣城僅有15里，所以很多家長才會選擇把子女送到城關鎮中學去就讀。另外，最近幾年，縣里宣傳比較多的“城鄉統籌教育綜合改革”和“城鄉教育一體化”等概念，對我們這種地處鄉鎮的學校非常不利，它們夸大和渲染了城鄉的差距，武斷地確證了農村學校不如城里學校，很多家長也就此斷定鄉鎮里的學校不可能比縣城的學校好。盡管數據顯示，每年我們排名全縣第二，但還是有很多家長覺得我們在說假話。

　　另一方面，鄉鎮的家長覺得義務教育階段都免費了，認為不給錢就入讀的學校肯定不好，所以擠破了頭也要到縣里上實驗中學，即使去不了實驗中學，也要想辦法把子女送到縣城里的其他學校。這些學校雖然說是就近入學不收取費用，但面對這么多從其他鄉鎮涌入的學生，他們很難真正免費，但很多家長反而覺得只有收費的學校質量才好，于是進一步催生了家長找關系去縣城擇校。

　　家長們現在相互攀比，覺得蜀鎮中學90%以上都是農村來的學生，就片面認為習慣不好，鎮上的很多家長就送子女去縣里讀了，農村里的家長看到鎮上的家長都送孩子到縣里讀書，就認為鎮上的家長肯定比他們更清楚學校的教學質量，于是紛紛也攀比著進縣城。如此一來，孩子進縣城讀書的家庭重心就越來越下移到農村，以至于蜀鎮中學現在近95%都是農村學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貧困學生，生源水平也越來越差，而縣城的學校則有更多的機會擇優。很多沒上縣城的學生才留到蜀鎮中學“就近入學”，蜀鎮中學老師很不容易才能獲得全縣第二的教學水平和升學質量，可越來越多的老師卻覺得沒有成就感，因為生源水平每況愈下。

　　雖然教育的選擇性致貧現象日益嚴重，但真正的農村底層卻只能被動接受以“就近入學”的形式被決定了的教育資源。事實上，越是處于偏遠貧困的地區，教育教學資源就愈加顯得貧瘠，類似于蜀鎮中學這樣的雖然地處鄉村但教學質量還不錯的學校確實如鳳毛麟角。

　　從雍村的情況來看，相對于底層的無力選擇，教育所形成的選擇性貧困被認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情。但無論是真正的農村底層，還是具有一定選擇性消費能力的農村中上層，在無力選擇或選擇性致貧的消費性因素作用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斷裂難以避免地致使農村社會底層心態不斷蔓延。

　　(文中人名、縣及縣以下地名均為化名。感謝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幫助，感謝東北師大教授鄔志輝、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劉怡然與作者的多次討論)

　　(李濤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