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禁了之”難以治本

　　青神縣禁止“打干親”的舉措，在網上引發熱議。有支持者認為，此舉可以杜絕“圈子”主義、山頭主義。而反對者則質疑，這是形式主義。

　　“總體來說，我肯定他們的做法。”任建明說，官員作為社會管理者，應該明確禁止此種行為。已經建立“干親”關系的，要對其進行監管，以恰當的方式促使其解除關系。但他同時認為，從反腐角度看，禁止“打干親”還不是治本之策。“治本之策是，要對官員手中的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任建明建議，青神縣除采取公開宣誓、宣傳等形式，還需深入調查那些因腐敗被查處的官員，看他們中有沒有干親，或干親在腐敗中起著什么作用，然后將這些真實案例拿來做警示，以此推動禁止“打干親”工作。

　　“我們的真正的目是，要優化政治生態，推進反腐倡廉，實現政治清明，任何措施、政策都只是手段，不應把手段當成工作目的。”任建明指出，既然“認干親”在青神縣具有一定普遍性，以此類推到全國其他地方，是否也隱藏著同樣的社會弊病？

　　與任建明一樣，田湘波也對青神縣公開宣誓不“打干親”的做法表示贊同。“但是，只做到這一點還不夠。要根本解決這一問題，還必須讓大家深刻認識到，利用‘打干親’進行的利益交換，是公私利益沖突的表現，特別是‘裙帶關系’的一種表現。”田湘波強調，中國是個特別注重人情的社會，尤其要防止“裙帶關系”。

　　近些年，隨著一些案例曝光，“干爹”一詞被人們視為帶有情色消費的貶義詞。一些官員假借“干女兒”之名包養情婦，試圖掩蓋背后的權色交易。記者注意到，青神縣出臺的“六不準”政策中，明確提到禁止以“干兒女”等方式“打干親”。

　　對此，田湘波表示，“打干親”中的認“干爹干媽”方式易導致利益輸送，“干爹干媽”可直接或間接地利用公權力為“干兒女”輸送利益和好處。現實中，最為普遍的就是“干爹”與“干女兒”的權色交易關系。

　　比如，安徽宣州原市委書記趙增軍、首都鋼鐵公司北鋼公司原黨委書記管志誠、成都市交通局原局長石全志等，都與“干女兒”長期保持著不正當的男女關系。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因嚴重違紀落馬前，被指包養情婦，有多位“干女兒”，且在當地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石全志則挪用公款100萬元幫助“干女兒”經營按摩公司。

　　隨著權色交易的大量曝光，許多人士呼吁將性賄賂納入到腐敗打擊的法治體系里。任建明告訴記者，賄賂的媒介非常廣泛，但我國法律將賄賂媒介限定為財物，這有很大局限性。“只要是能夠滿足人的需求、符合人性的貪婪欲望，都可能成為賄賂媒介。”他建議，在完善立法方面，可參照其他國家的普遍做法，將賄賂的媒介修改為“利益”或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中的“不正當好處”。

　　杜絕公權力私人化

　　在官商圈子里，“打干親”之所以能流行，原因很簡單，就是有個當官的親戚好辦事。一些商人便削尖了腦袋想往官員的“親戚”行列里鉆。

　　例如，工程老板奉某為了承攬工程項目，將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教育局原黨委副書記、副局長屈湘林認作“舅舅”，對屈湘林的服務可謂“無微不至”，逢年過節、慶祝生日，奉某都會向屈湘林送上紅包，聊表心意……而講感情的“舅舅”也對“外甥”關照有加。自2008年屈湘林分管縣教育局計財、基建工作以來，奉某共承包教育系統工程項目50個，總金額達377萬元，大部分未經過招投標程序。再如，重慶市北碚區原副區長趙文銳給兒子找了一個房地產老板做“干爹”，等等。他們最終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對于官商勾結問題，任建明說：“官員手中的公權力被私人化，這是一個非常普遍而致命的問題。過去商人圈子里有這樣一句話，‘不找市場找市長’。因為政府掌握大量資源，往往找到市長、找到公權力就是捷徑。不僅政府采購的項目由官員決定，其他事情如削弱競爭對手實力，增強自我競爭優勢方面，公權力都能起到很大作用。”

　　“雖然有政府采購法、建筑工程招投標法，但工程項目招標或土地招拍掛，最后往往都是由官員決定，區別只是其決定權有大有小。所以，導致照章辦事走不通，找到實權更大的官員，卻是綠色通道。”任建明說，正因為現實的制度和權力的架構存在缺陷，使得權力太好使了，不法商人才都要跟官員建立關系，或“打干親”。

　　談到權力構架，任建明進一步解釋，權力結構設計一般為金字塔式。科學合理的架構中，頂層不是一個“尖頂”，而是一個存在制約的結構。“而現在的權力模式，還不完全是這樣子，所以，會出現越往上越難監督的問題。另外，權力擁有的自由裁量幅度大，造成不僅頂層存在監督難、監督弱，層層都有此問題；不只‘一把手’難監督，在權力體系中，每個官員都會有監督不到的地方。”

　　對于解決辦法，任建明認為，首先要將權力的結構性改革作為核心措施；其次，在結構優化過程中，保證監督權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再次，將個人和制度之間分權，更多地把權力的自由裁量幅度交給制度決定。(高鑫 周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