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畫前的羅漢像(已毀)

老校工拼命保護法海寺壁畫 由郭沫若意外發現

　　始建于明正統四年(1439年)的法海寺位于石景山區模式口翠微山南麓，法海寺美，美在那10鋪彩繪壁畫。《中國壁畫史綱要》中說到明代的寺觀壁畫，首舉就是宮廷畫師所畫的法海寺壁畫：“線條流暢，色彩濃麗，天衣飄動，漫筆生輝，諸如梵天肅穆，天王威武，金剛剛毅，天女嫵媚，鬼子母慈祥，兒童天真，都真切生動……”

　　因為它的珍貴與精美，近百年來，有名家的珍愛，也有默默的守護，他們與法海寺壁畫結緣在歷史年輪的某個點上，在歲月的煙云里，成就了一段壁畫的傳奇。

　　■楊金鳳

　　被壁畫打動的兩位西方女性

　　1933年，24歲的德國女攝影家赫達·莫里遜來到中國，她剛來到北平就拍攝了法海寺，她說西山“最有意思的寺廟是法海寺，這是一座不大而頗具景致的的寺廟，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畫而受人關注，壁畫在大殿的墻上，永遠位于陰暗處，處于非常好的保存狀態，要描繪它須將屋瓦挪開，才有一個好光線”。

　　為了拍攝位于暗處的室內壁畫，她的影友用小轎車喇叭的橡皮球莖，向點燃的三聚乙醛燃料上吹鎂粉，使之發出巨大的光亮，對暗室中的拍攝非常有幫助。在拍攝法海寺內的明代壁畫時，由于過于專注，赫達·莫里遜不慎把自己燒傷了，迫不得已將原計劃放棄。

　　當年赫達·莫里遜靠一臺照相機、一輛自行車和一顆捕捉東方藝術敏銳的心，不僅記錄下當時中國的社會景象，也為我們留下了法海寺82年前的真實模樣。如今人們到法海寺，已經見不到壁畫前石臺上神態各異的羅漢像了，那些羅漢像已毀于“文革”，幸好人們還只能從赫達·莫里遜留下的影像中，看到他們曾經的模樣。

　　另一個記載法海寺的人，是英國女記者安吉拉·萊瑟姆，除了影像，她還寫下了寶貴的文字《發現法海寺》，在這篇寫于1937年的文章中，她寫到：“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有一座造型極其優美的佛教寺廟……有一位剃了光頭的年輕人將我們迎入了一個寺廟庭院之中，并沿著石階往上走，來到了第二個庭院，那兒有和尚在拆除為牡丹花穿上的越冬稻草衣。這就是法海寺。”

　　從安吉拉·萊瑟姆的文字，我們還知道她是如何拍下昏暗大殿里的壁畫的：“在石頭祭壇上，坐著3個上了漆的塑像，每個塑像后面都有一個繪制了圖案的屏風。接著，我們發現殿內四壁都布滿了壁畫！我們興奮地打開了該寺廟的其他門，利用一面鏡子把陽光折射進了殿堂內部。令人驚奇的畫面頓時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無聞的壁畫堪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繪畫作品之一！我敢說自己從未見過任何其他繪畫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風格。”安吉拉·萊瑟姆的報道和照片刊登在1937年《倫敦新聞》畫報上，法海寺從此名揚四海。

　　幾個釘子眼牽動一群大師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公安縱隊某連駐扎在法海寺殿堂內，該連的一個戰士洗完衣服，就直接在大殿北壁上釘了幾個釘子，拉繩晾衣服。沒想到這幾個小小的釘子，卻牽動了多位大師級的名人。

　　1950年4月初，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組織美術家參觀法海寺壁畫時，發現了壁畫上的釘子，當即報告了文化部文物局。

　　4月9日，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葉淺予在實地踏勘后親自到文物局匯報情況，并提出了保護意見。與此同時，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先生驚悉法海寺壁畫的保存現狀，擔心壁畫再有閃失，立即上報文化部。

　　4月18日文化部根據徐悲鴻院長的反映，由部長沈雁冰簽署，再次向北京市政府發公函，要求“請即查勘，并通知借駐部隊加以愛護，已經釘的釘子不用拔出，未釘死的輕輕把它釘進去，以免拔出時再毀壞。”

　　時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非常重視這一反映，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請設法保護法海寺文物。其公函中提出：“據本部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報稱，該院近有人至石景山附近法海寺觀明朝壁畫，見該寺已駐有部隊，壁畫有部分已經毀壞，見有些壁畫上釘了好些釘子。請即查勘，并通知借駐部隊加以愛護……”后北京市政府對法海寺文物提出：“不得稍有損害。”

　　石景山當地政府立即派人了解詳情，查看結果是“惟北墻西部有釘眼7處，現有釘子一個，并中間有裂紋，上下長約7尺。”釘釘子的士兵被批評教育，釘眼被修復。不久，駐軍撤出法海寺。

　　郭沫若意外發現壁畫

　　1956年，法海寺走進了另外一位名人郭沫若，當時，北京修建永定河引水渠工程，這個工程就在法海寺山腳下，就在引水工程即將完工之際，位于模式口的隧道洞口發生了塌方。事故發生后，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和全國人大代表郭沫若來到工地視察、慰問，塌方的洞口在翠微山腳下，距離法海寺一步之遙。郭沫若看到山上有一處寺院，便欣然前往。

　　此時的法海寺，正用作北京九中的男生宿舍，北京九中是1952年遷到承恩寺的，法海寺則成為男生宿舍。學校非常重視文物保護，不準學生隨意進入大殿。為了保護壁畫，特意用荊條編制成護板放在壁畫前面，避免壁畫受損。

　　當時九中看管寺院的宿舍管理員吳效魯為郭沫若打開了大雄寶殿的殿門，請他參觀殿內的壁畫。盡管殿內的光線暗淡，墻內布滿塵土，但這位著名的文物專家一眼就看出了壁畫的價值，他認為，法海寺壁畫是與敦煌石窟、芮城永樂宮壁畫一樣寶貴的藝術珍品，應該妥善保護。臨走的時候，郭沫若握住吳效魯的手，認真叮囑說：“這里的壁畫很好，希望你能好好看管。”郭沫若的一番話，讓吳效魯覺得自己擔負的責任更加重大，并下決心一定要保護好壁畫。

　　郭沫若回到單位后，很快就向國家相關部門提出了保護法海寺壁畫的意見，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957年10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法海寺為第一批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58年，一支古建隊進駐法海寺，對法海寺壁畫的大殿進行修繕，并安裝了避雷設備。

　　法海寺壁畫面臨的最大劫難還是在“文革”中，如果沒有這位“拼將性命護丹青”的老校工吳效魯，也許今天我們將無緣再見這些瑰寶。

　　吳效魯已經去世多年，和他當年在法海寺一起居住的九中退休老師丁傳陶給筆者講述了那段往事。

　　吳效魯老家是河北淶水，年少的時候，曾在北京琉璃廠古玩店當過學徒，他經常被店里派去給政界、文化藝術界人士送古玩和字畫。他去過徐世昌、靳云鵬、張作霖、段祺瑞的公館，他還到梅蘭芳家里送過演戲用的折扇。后來，他在琉璃廠和山海關開過自己的店。可以說，吳效魯是個見過世面的人，也正是他的這段人生經歷，和他對文物的鑒賞力，使他后來為保護法海寺壁畫做出了驚人之舉。

　　吳效魯在山海關期間，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后來古玩店也破產了，他帶著兩個兒子回到北京。他到門頭溝煤礦背過煤，打過零工，做過生意。后來吳效魯來到新建校的北京九中做了工友。1950年，吳效魯調到坐落在翠微山的法海寺內的九中分校，負責照料教師的辦公室，他還敲過鐘、管過伙食、巡查過夜、看過大門。“文革”之前，他又第二次上山，住到法海寺內，做南寺宿舍的管理員。

　　丁傳陶說，在他的記憶里，北京九中的一切勤雜工作吳效魯都做過，他是個性情和善、待人誠懇、與大家關系融洽的人，年輕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親切地叫他“吳大爺”。

　　80多歲的丁傳陶，從1966年到1981年的15年時間，都住在法海寺院內的西房。至今說起吳效魯的壯舉依舊非常激動。1966年6月，“文革”開始，拿著法海寺大雄寶殿鑰匙的吳效魯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因為九中的“紅衛兵”們打著“破四舊”的旗號，要上山“造反”。吳效魯聞訊后，連忙給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打電話告急，要他們趕緊派人來保護壁畫。文物管理處那時候正處在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境地，派來的人只能把吳效魯悄悄叫到法海寺大門外，叮囑了吳效魯幾句就回城了，于是保護法海寺壁畫的千斤重擔就落在了這位老人的身上。

　　吳效魯當時雖然非常緊張，但他還有某種僥幸的心理，他想，或許學生們只是喊喊，不會真的上山。哪知，第二天，一群“紅衛兵”小將果然身穿綠軍裝，胳膊上戴著紅袖章，手上拿著刀斧棍棒等打砸工具，氣勢洶洶沖上山來了。因為是九中的“紅衛兵”，知道大雄寶殿的鑰匙在吳效魯手里保管著，所以一進廟，他們就高喊著叫吳效魯打開殿門，吳效魯嘗試著給他們講壁畫的價值和保護文物的意義，但這群“熱血沸騰”的孩子根本不聽，大聲高喊著“破除四舊”“造反有理”……此時，“紅衛兵”們似乎也失去了耐性，威脅吳效魯，如果再不交出鑰匙，就開始砸門，沖進大殿，開始“革命行動”。吳效魯心里盤算著，看來不讓他們砸點什么，是過不去這關了，他掂量了一下，覺得壁畫是珍貴的國寶，五百多年保護至今，不容易，一旦毀壞，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而泥塑的佛像，是一般的工藝制作，毀壞之后，將來還能再塑。于是，他憑借著敏捷的思維和與這些“紅衛兵”們平時良好的關系，雙方達成了協議，毀塑像，而留壁畫，否則他將以死相拼。說罷，吳效魯抄起一把早就準備好的砍柴的斧子，威風凜凜地站立在壁畫墻前。這些“紅衛兵”一看吳效魯拎著斧子要拼命的架勢，真就砸了塑像后，沒敢毀壁畫，下山去了。

　　20世紀70年代初，74歲的吳效魯去世。他去世后，另一位有過軍旅生涯的老師邱松巖，受北京九中之托，繼續掌管法海寺壁畫大殿的鑰匙，終使壁畫在“文革”中未遭破壞。

　　如今，法海寺壁畫已經和圓明園遺址、三星堆遺址等一起名列國家第3批國寶級文物，并且在本世紀初進行了長達7年的大規模修繕。這塊藏于深山的瑰寶，歷經600多年的滄桑之后，靜靜等待著能夠讀懂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