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中國政府已經將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目標定在7%左右，表示想要實現一種新常態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雖然速緩，但是質更優。我想了解的是，中國從這樣的新常態中能夠獲得怎樣的益處？這種新常態的增長對于中國、對于整個世界會有何影響？您對于新常態增長是怎么看的？您對中國堅持實現速緩但質優的新常態增長是否抱有信心？

　　李克強：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們經濟增速調整為今年預期增長7%左右，看起來增速是調低了，實際上實現這個目標并不容易，因為中國的經濟總量增大了，已經超過了十萬億美元。如果按7%增長，那每年就要增加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規模。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能夠注重質量、效益，促使中國經濟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級，那就可以在較長時期保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我們實現現代化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對世界也是巨大的貢獻。

　　你的提問當中實際上表現了一種擔心，剛才美國彭博社記者提問當中也問中國經濟會不會繼續放緩。我多次說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會保持中國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如果速度放緩影響了就業收入等，逼近合理區間的下限，我們會在穩定政策與穩定市場對中國長期預期的同時，加大定向調控的力度，來穩定當期市場的信心。我們這幾年沒有采取短期強刺激的政策，可以說運用政策的回旋余地還比較大，我們“工具箱”里的工具還比較多。

　　我希望你們對我后一段話的理解是“如果”。當然，我并不否認，中國經濟面臨著下行的壓力，有多重風險，關鍵在于新常態下要在穩增長和調結構中間找到平衡點，這就使我想起中國人發明的圍棋，講究既要謀勢，又要做活，而做活需要“兩只眼”。形象地講，穩增長和調結構就是“兩只眼”，做活了就可以謀大勢，當然這需要眼光、耐力和勇氣。我相信，大家同心協力，有能力保持中國經濟的大盤、基本面持續向好。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們注意到您多次強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的新引擎。但是，也有人說，創業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是市場的行為，那么我們的政府為什么還要操這么大的心、用這么大的力呢？

　　李克強：謝謝你的好意，讓我們少操心。但是不能不多操心啊，因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際上是一種改革，這也是歷史的啟示。回想30多年前，正是因為承包制政策的實施，調動了億萬農民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也因為允許人口流動，億萬農民工進城，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奇跡。

　　我想起去年在我們推進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的時候，我去一個地方的企業登記場所，遇到一位已經退休的婦女。因為我們取消了注冊資本的實繳制，她的熱情來了，說要辦一個婚慶公司，而且她說：“我知道這個地方辦婚禮的老禮數，有些家庭希望這么辦，我沒有讀過很多書，但這是我的核心競爭力。”我還到訪過一些咖啡屋、眾創空間，看到那里年輕人有許多奇思妙想，他們研發的產品可以說能夠帶動市場的需求。真是高手在民間啊，破繭就可以成蝶。

　　市場活力的激發需要政府去清障搭臺，今年我們要繼續在這方面做更多的事。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實行“三證合一”，讓服務業領域的一些企業注冊登記別再那么費勁了。要為創業搭臺，對企業特別是創業型小微企業，我們要更多地提供租金低廉的創業空間，給創業插上翅膀，還要通過政府引導資金來吸引更多的種子基金。同時，還要進一步減稅降費，讓這些企業輕裝前進。

　　國家的繁榮在于人民創造力的發揮，經濟的活力也來自就業、創業和消費的多樣性。我們推動“雙創”，就是要讓更多的人富起來，讓更多的人實現人生價值。這有助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也會讓更多的年輕人，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美國《赫芬頓郵報》記者：中石化、中石油這兩個央企一直在妨礙環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尤其是汽油質量標準的確定和天然氣的推行。您認為這兩個央企真的在阻礙環保政策的落實嗎？如果這樣的話，中央政府會怎么沖破這種阻力？

　　李克強：我理解你剛才一連串的發問，問的是人們包括在座各位普遍關注的霧霾等環境污染這個焦點問題。可以說，政府在治理霧霾等環境污染方面決心是堅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氣力，但取得的成效與人們的期待還有比較大的差距。我在去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向霧霾等污染“宣戰”，不達目的決不“停戰”。

　　治理環境污染要抓住關鍵，今年的要害就是要嚴格執行新出臺的環境保護法。對違法違規排放的企業，不論是什么樣的企業，堅決依法追究，甚至要讓那些偷排偷放的企業承受付不起的代價。對環保執法部門要加大支持力度，包括能力建設，不允許有對執法的干擾和法外施權。環保等執法部門也要敢于擔當，承擔責任。對工作不到位、工作不力的也要問責，瀆職失職的要依法追究。環保法的執行不是“棉花棒”，是“殺手锏”。

　　當然，治理環境污染是一個系統工程。我前些天看到有個別媒體報道說，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關于霧霾等環境污染治理的表述放在比較靠后的位置。我想說明，今年報告有很大的變化，就是我們把節能減排的指標和主要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排列在一起，放在了很靠前的位置。報告從調結構到提高油品生產和使用的質量等，都和治理霧霾等環境污染相關聯，這是一個需要全社會人人有責的治理行動。當然，治理要有個過程，如果說人一時難以改變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但是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

　　中央電視臺記者：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怎樣與之相適應、相匹配？去年出臺實施了“單獨二孩”政策后，社會上又出現了要求全面放開二孩的聲音，這在今年兩會上也是一個熱點話題。請問總理，全面放開二孩會是國家生育政策調整完善未來一個確定的方向嗎？如果是的話，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李克強：你談到人口政策，去年我們已經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現在正在推進，也正在進行全面的評估。我們會根據評估的結果，也考慮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權衡利弊，依照法律程序適時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日本《朝日新聞》記者：今年是戰后70周年，我想了解總理的歷史觀。另外到日本的中國游客現在有所增加，在日本購買很多東西，但是到中國的日本游客比以前減少，日本的對華投資也減少，您怎么分析這種現象？如何看待中國有關70周年的紀念活動，包括大閱兵給日本國民的對華感情帶來的影響？

　　李克強：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不僅中國，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要開展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目的是要牢記這一慘痛的歷史悲劇，不讓歷史重演，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及一系列國際法，以維系人類持久和平。

　　當前，中日關系的確比較困難，根子還是在于對那場戰爭、對歷史的認識，并能否始終保持正確的認識。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就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對于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擔負起前人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場侵略戰爭，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最終日本民眾也是受害者。在今年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我認為對中日關系既是檢驗，也是機遇。如果日本領導人正視歷史，并且保持一貫，改善和發展中日關系就有新的契機，也自然會給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新華社記者：去年以來銀行不良貸款在持續攀升，影子銀行風險事件時有發生，同時一些地方陸續出現了還債高峰。一方面我們經濟下行的壓力在加大，另一方面金融風險也在累積。請問您對此怎么看？

　　李克強：剛才同時站起來兩個人，你提了兩個以上的問題，集中是在金融風險上。中國的確存在著個案性的金融風險，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還處于合理區間，而且我們的儲蓄率比較高，地方政府性債務70%以上是投資性的，是有收益的，而且我們也正在規范債務平臺，堵后門、開正門。就銀行來說，資本充足率較高，撥備覆蓋面也較廣。雖然不良貸款也略有上升，但是在世界上仍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這里我要表明，我們允許個案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按市場化的原則進行清算，這是為了防止道德風險，也能增強人們的風險意識。今年，我們就要出臺存款保險制度，而且要進一步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降低企業的資金杠桿率，使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