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個農民”

　　榮譽的光環可以召來援兵。在潘英鋒的推動下，民生寧醫院向唐翠玉和她的病人們完全敞開大門。

　　按當地政策，新農合看病可以報銷一部分，低保戶報80%，五保戶可全報。在此基礎上，該醫院實行更多優惠：生活用品醫院全包，護工費一分不出，一天三餐免費，陪護家屬只需掏一半飯錢。

　　唐翠玉每天來回跑30多公里看望照顧住院老人，很辛苦。該醫院專門給她無償提供了一間宿舍；并特別交代，對“愛心媽媽”帶來的病人一律不收押金。

　　但很快，榮譽制造的知名度，就帶來了不可想象的負擔。

　　短短幾個月，來自四面八方的求助電話打到“愛心媽媽”的手機上。有的人因病致貧致殘，找到她哭求“救我一命”；有的人把更多的孤寡老人介紹過來，希望她能提供容身之所；有的人甚至因為不會填寫社保申請表，一遍遍咨詢她。

　　“我不是政府，我只是個農民。”她反復解釋，但沒人愿意聽。

　　漸漸地，她手頭的戶口簿越積越多。很多病殘孤寡老人符合低保或五保條件，但是連新農合都沒辦，看病自然不能報銷。幫他們申請社保時發現，有的連身份證都沒有。這些都得一處一處跑，一件一件辦，一步一步來。

　　早上吃碗粉出去，晚上才能吃到“午飯”。唐翠玉以近乎透支的身體狀態，為素不相識的人們四處奔波。

　　這是深冬的一個傍晚，唐翠玉終于能夠坐在家里，喘口氣接受記者采訪，說起“養老院”的近況——韋壽樂老人幾次住院后，永遠離開了人世。幾個精神疾病嚴重的老人已被送到河池市金城江醫院，接受長期專業護理康復。歐奶奶因患急性支氣管炎緊急住院，卻總說住不慣，非要“回家”。

　　“阿弟，我告訴你，為了這些老人，再苦再累，我也得撐下去。”唐翠玉平和的語氣中透著堅毅。

　　說這話的時候，藍定金還在院子里打球，老母親靜靜地坐在一旁看著他。老母親的身后，夕陽的余暉正一點點越過山梁。

　　記者手記

　　老有所依別差“最后一公里”

　　“如果有一天，我老無所依……”在大化采訪時，耳畔總浮現《春天里》的旋律。對唐翠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博愛和付出滿懷敬意的同時，我們也在思考：當村莊逐漸空心化，更多的病殘孤寡老人何處托身？

　　從我們所走所看，可歸納出兩種情況：

　　一方面，社工領域的硬件設施確實不足。在鄉村，公辦敬老院或殘疾人托養所少之又少，遠遠不能滿足實際需求，導致很多病殘孤寡老人缺少專業專人看護。

　　另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來鄉村建設活動的蓬勃開展，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道路硬化了，房子漂亮了，籃球場、活動廣場修起來了，農事村辦越來越普及了，農民該享有的社保政策也落地了。然而，一些病殘孤寡老人在新事物、新制度面前反倒喪失了“基本生存能力”：錢放在銀行取不出來，花不出去；新農合參保不是半途而廢，就是不懂兌現；辦個手續，雖然程序看似一目了然，卻一次辦不完、等不及。

　　其實，在“以人為本”的服務關懷上有的就差“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步路”。當我們主動走近他們，聆聽他們，幫助他們，也許鰥寡孤獨的老人將不再“與世隔絕”，臥病不起的老人將重新恢復健康，久居邊緣的老人將自尊自強面對生活。(記者 魏 恒 陳仕平 歐乾恒 本報通訊員 覃克光 韋 哲 文/圖)

　　公認好媳婦

　　唐翠玉生長在一個農村教師家庭，小時候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只好輟學務農。每個月，她都要上山撿一大捆柴火，挑到城里賣錢，拿給在都安師范上學的哥哥做生活費。

　　1986年，她從六也鄉和平村嫁到相鄰的茶油村上司屯，與青年教師藍如川建立家庭。可婚后不到兩年，剛剛失去老伴的家婆藍氏突然患上腰椎骨髓炎，下半身逐漸失去知覺，癱瘓在床。

　　丈夫遠在個六屯的村中心學校教書，顧不上家里，唐翠玉便把農活和照顧老人的擔子攬在肩上。

　　她每天給家婆喂飯喂藥，接端便盆，擦洗身子，梳理頭發。家婆骨頭酸痛，難以久臥，幾分鐘就得靠人翻一次身。為此，她晚上堅持陪床，不厭其煩地悉心照料。

　　聽說大化都陽有個老中醫能治這種病，7個月身孕的她挺著大肚子走山路為家婆去尋診。徒步、坐車，坐車、徒步，半路天黑，重重跌了一跤，流產了，大量出血。料峭的寒風一夜勁吹，她落了一場大病……

　　她的事跡曾被下鄉采訪的記者發表在《河池日報》《廣西婦女》等報刊上。村里老者稱她是“我們村最好的媳婦”。

　　1999年底，家婆病逝。誰料天公太無情——翌年，身子羸弱的她，再次摔下山路，頭部受傷，失聲數月，頭發疏落。“那段時間腦袋像爆炸似的，火燒火燎”，實在受不了，她就把頭浸在冷水里，甚至整晚跑到田里干活。

　　這些親身經歷，讓她對別人的不幸遭遇多了一種切膚之痛，多了一份理解和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