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走是遲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對“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讓她難過的，是基層讓年輕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晉升通道，也沒有足夠的福利補貼。

　　目前，她和江星兩人的月工資，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時碰上親戚朋友辦喜事，幾百元的隨禮多送幾次，“剩的工資能吃飽飯就不錯了”。常月很無奈，如今的工資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這點錢，我倆怎么結婚，怎么買房呢？”常月不時冒出這樣的困惑。

　　別看在基層黨政辦工作，常月自稱“壓力絕對不小”。上對縣里，下對村書記和老百姓，干得最多風險也最大，“一出問題紀委馬上過來查我們”。很多個晚上，她和鎮政府其他幾個年輕公務員聊起來，大家都有著類似的迷惘。“沒人知道，我們用這1000多元的工資，什么時候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還想讀在職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這個。兩人的深夜通話內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資。“錢錢錢，全是錢。不敢說這個，一說就要冷場。”常月說。

　　作為男生，江星坦言“壓力更大”。他決定“主動出擊”，他拜托同學給他下載論文、找資料，一逮著空，就開始做當地文化節的方案，反反復復地修改。“假如，我是說假如某一天，縣委組織部能看到，我會不會就有晉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試探性地問。

　　“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走是遲早的事情。”曾瑩說，基層的工作壓力非常大，還有嚴格的排隊晉升制度，很容易讓年輕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熱情”。

　　曾瑩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這個貴州女孩最忙的時候，被領導塞了團委、人事、檔案等9類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難了，能應付就不錯了”。那段時間，領導一來電，她握著電話的手就發抖。

　　也是那段時間，她下定決心“逃離基層”。她和50多個鄉鎮公務員報名參加了縣里的遴選考試，“基本符合報名條件的都參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時，她也終于等到一個成為組織委員或宣傳干部的機會，這意味著她離黨委委員“不遠了”。不過，“也只是不遠了”。沒有猶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絕了這個“可能性不大”的機會。

　　“一個縣上千名公務員，絕大多數干十幾年也升不到處級”

　　基層晉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狹窄？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個縣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務員，他們大多在鄉鎮工作，絕大多數干十幾年也升不到處級。而國家機關里的研究生，一個處級單位就三四個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處級。基層的晉升機會少，可見一斑。”

　　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的認可。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制度性缺陷”，中國700多萬名公務員，大部分在基層工作。基層公務員承擔了大量工作，但其晉升通道卻十分狹窄。

　　“有點像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公務員晉升的過程，往往會引起很多沖突和矛盾。”他說。

　　汪玉凱在調研中發現，不少有一定職級的公務員，在晉升失敗后，會不到退休年齡就離崗回家，導致大量年富力強的公務員閑置在家。更有甚者，為了職務晉升，在基層大搞“買官賣官”等行為。

　　類似的事情多了，曾瑩發現，鄉鎮政府里的年輕人“積極性會一點點變低”。久而久之，基層只會剩下兩種人：一種是老的，退居二線不干了；還有一種就是準備離開和正在觀望的年輕人。

　　“要真是如此，基層公務員就怕要完全‘斷層’了。基層的工作，怎么可能順利開展？”她說。（本報記者 袁貽辰）

　　(本文所有受訪公務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