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改革成本很多計算不恰當

　　新京報：把統籌層次提高到中央，改革的阻力似乎迎刃而解了。但中央財政如何消化這筆支出？現在戶籍制度改革讓地方財政壓力增大，無法消化成本的說法很多。

　　都陽：我認為大家過多關注戶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很多計算都是不恰當的。所謂戶籍制度改革成本，就是給一些原來沒有福利的人提供更多保障，但這些人本來是應該有保障的，所以不能完全稱之為成本。

　　而且，如果采用漸進改革思路，財政壓力并沒有達到那么可怕的程度。現在社會保障最重要的三個部分：養老、醫療和社會救助，其實中央財政給地方政府的補貼已經負擔了大頭，大概在60%以上。如果把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系統化、規范化，提高統籌層次，中央財政的能力是可以承擔的。

　　另外，大家對戶籍改革的收益估計不足。戶籍制度改革能帶動勞動力市場發展，促進勞動力進一步流動，它帶來的收益是非常可觀的。

　　新京報：怎么評估戶籍制度改革可以帶來可觀的收益？

　　都陽：這個收益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之前有人做過一個研究，美國的非法移民并沒有享受本地福利和公共服務，但是卻對美國的經濟產生了很重要影響，提高了美國經濟活力。我們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把改革措施做到位，通過促進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動，可以帶來效率改善和生產力提升。每年大概能促進經濟增長1.6個到2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即使GDP增速在5%-6%，這項改革也能帶來相當于1萬億-2萬億的收益，完全可以抵消所謂的改革成本。

　　農業生產不會成為制約因素

　　新京報：效率提高的來源在哪里？

　　都陽：舉個例子，現在北京保姆的工資越來越高，同時，農村仍然有一些中年的勞動力。具備相應條件的農村婦女并不是不想來北京當保姆賺錢，是很多條件制約了她。萬一離開土地，找不到工作，又沒有保障，該怎么辦？看病都是大問題，在農村有新農合，在北京看病即使能報銷，也非常困難。如果這些顧慮都沒有了，她可能就愿意去北京當保姆，賺比在農村更多的錢。而需要保姆的人就能以更低價格或更方便地雇到一個保姆，他本人就能更好地投入工作，提高生產率。這是一個促進分工和專業化的過程。

　　新京報：所以你認同戶籍制度改革能延長中國人口紅利的觀點？

　　都陽：對。結構轉型需要花時間在市場上摸索。我們也不希望勞動力成本直線上升，當勞動力供給制約經濟發展，勞動力的充分流動實際上是有利于結構轉型的。

　　從宏觀層面看，已經實現了三十年高速增長奇跡的中國可能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以前促成經濟增長奇跡的一些有利因素正逐漸消失。而東亞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在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階段，由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以要素積累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被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時，深化改革與持續增長是兼容的。甚至唯有改革，才能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國避免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難題，步入高收入經濟體的行列。

　　新京報：是否擔心戶籍改革引發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驟減，影響農業生產？

　　都陽：以前一直有這個擔憂。但現在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程度已經很高了，農業生產經營并不是簡單的勞動投入，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也非常高，像化肥、農藥、優良品種，包括機械化的程度，投入增長都很快。所以農戶也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勞動者，而是一個家庭農場的管理者。既然農業的生產經營跟勞動投入已經沒有太大關系，如果農地的流轉制度更加自由的話，那農業生產本身并不能成為一個制約的因素。發達國家的農業，都是1%-2%的勞動力，這完全不應該成為一個擔心的因素。

　　新京報：勞動力流動變為人口流動會牽扯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尤其是教育問題。在這方面你有何建議？

　　都陽：教育很重要，思路跟養老制度基本一樣，教育的公共服務也應該一體化。可以實行類似于義務教育賬戶的方法。適齡人口可以擁有個人賬戶，在任何地方接受義務教育。

　　新京報：但目前我國教育的核心問題是供應不足。

　　都陽：我也同意，教育深化改革應該在這個方面展開。國家需要辦學校，承擔義務教育角色，但同時也應該讓其他社會主體參與進來。

　　新京報：從長期發展來看，如果戶籍制度改革以及相關配套改革遲遲不能就位，中國經濟主要會面臨哪些問題？

　　都陽：由于沒有對戶籍制度進行全面系統改革，它所造成的一些弊端已經顯現。例如，以勞動力流動為主導，造成了人口結構在城鄉間分布的扭曲。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群體的出現會造成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同時，由于人口流動的潛力沒有進一步釋放，我們也就難以享受其對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

　　Q：對2014年的經濟、社會運行，你最大的擔憂是什么？

　　A：一些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所引發的矛盾能否順利解決。

　　Q：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300多項改革中，你最關注哪一項？

　　A：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這很重要。現在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系統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孤立地說哪一項改革更重要。

　　Q：評論認為，未來兩年是上述改革推進的重要窗口期，你認為兩年內，最有希望改變現狀的一項改革是什么？

　　A：很難說，有的改革很重要，但并不一定是立馬見效，比如像戶籍制度改革，它是一種根本性的長遠的改革。

　　■ 人物

　　謝絕“走勢預測”的經濟學者

　　第一次見到都陽本人，忍不住在內心贊嘆，這個學者真帥，像極了令狐沖的俊朗瀟灑。

　　可當回到經濟話題，剛才的那種錯覺馬上消失。在整個采訪過程中，都陽都一臉嚴肅，謹慎地對每一個問題作答。即便聊起經濟學界的學術爭鳴，或學者應堅守的準則這樣的題外話，他都會馬上表示，“這個話題我不參與，不做回答”。

　　不少企業家和學者會角色帶入，將自己與武俠小說里的某個人物對號入座，或秉持某種俠客精神，作為自己的學術精神，仗義執言。

　　但都陽認為，經濟學者不是武俠英雄比武功，作為一個學者，他只能從自己的研究結果來看，政府應該怎么做，或者能做什么。作為一個研究者，他只能提出方案和內容。至于“后事”如何，那是決策者的事情。所以，他會謝絕那些涉及形勢判斷，走勢預測的話題，認為這不是學者發揮作用的地方。

　　都陽也認同經濟學家對社會的很多問題看得很清楚，執政者需要“游說”，也不反對游說，前提是內容不跟個人利益掛鉤。他也愿意在不同場合提方案，比如發表學術論文、接受媒體采訪，或者給決策者寫報告提思路，但僅此而已。

　　“因為我的角色就是研究這些問題，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作為這個事情，我已經完成我的角色了。”都陽說，每個決策的過程，決策者都會受到其他因素制約，站在某個學者的角度可能看不清。他說，即使自己的觀點沒有被決策者采納，而時間證明自己的方案更合適，也沒有什么委屈或遺憾，因為自己已經做了該做的事。

　　B10-B11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林其玲 實習生 鐘宜豪 B10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