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俄國內戰后，一直難以擺脫國家安全憂慮的斯大林，慣性地將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行為看作是帝國主義聯合威脅蘇聯的前奏，所以蘇聯若在東北與日軍正面對抗“有可能引起對蘇聯的直接軍事進攻”。他甚至還擔心“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正企圖通過軍事挑釁的手法把在中國的戰爭演變為同蘇聯的戰爭”。在此背景下，又未能及時掌握可靠情報來洞察關東軍的真實意圖，斯大林對形勢的誤判已難以逆轉。

　　11月14日，李維諾夫親自召見日本駐蘇大使廣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證：蘇聯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不會援助中國軍隊或干預滿洲局勢。日本駐哈爾濱總領館在給外務省的報告中則為此背書，確認蘇聯沒有與日本正面對抗的決心。五天后，在蘇聯的默認下，日軍進占齊齊哈爾。此時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軍會長期占領東北，繼續堅持認為此次事變絕非日本單方面挑起的軍事冒險，因而繼續堅持所謂“不干涉政策”。11月23日，聯共政治局專門成立由斯大林親自擔任主席的特別外事委員會，以應付他口中所謂“隨時可能降臨的國際帝國主義威脅”。

　　盡管蘇聯駐扎遠東的兵力較之當時的關東軍尚不居于明顯劣勢，但斯大林卻決定應主動緩和與日本的緊張關系，放棄向遠東增兵的計劃。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經西伯利亞，事后亦向媒體證實：過俄時似無軍事動員跡象。12月初，李維諾夫約見由法國返日接任犬養毅內閣外交大臣的芳澤謙吉，正式向其提議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至此，蘇聯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之預料。蔣介石在得知“俄軍不會開入中東路”的消息后，一度以為這是日本對蘇外交之緣故，卻未曾想到這是斯大林主動對日妥協的結果。

　　不過，蘇聯的外交退讓并沒有換來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卻更進一步刺激關東軍的野心。當時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無法完全掌控關東軍在前線的行動，難以貫徹其政治決策。剛上臺的犬養毅內閣，曾遣密使赴華討論和談事宜，并告誡軍方不應盲目冒進惹來蘇聯干涉。然而，當日本政府發現包括蘇聯無意制衡日方行動時，便再沒有理由去約束關東軍的擅自行動。在徹底控制東北后，日軍立刻開始大舉增兵，繼而打破了日蘇在遠東的軍力平衡。與之相對，由于錯失時機，莫斯科在此期間卻幾乎沒有向遠東增援一兵一卒。

　　隨著“滿洲國”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識到放任日本在東北行動的嚴重后果。如果說蘇聯此前對日方行動的姑息主要是為避免其成為列強的眾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蘇聯的退讓則是迫于東北地區的既成事實，之后售賣中東路已是無可奈何的“割肉”之舉。1932年底，時任德國駐日本大使馮·狄克森在談及中東路售賣問題時就如此評論：蘇聯寧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國、美國、英國等各方，也要擺脫日本日益強大的軍事壓力。

　　“九一八事變”的結果與斯大林先前的預測大相徑庭：關東軍對張學良的打擊既未重復“中東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無忌憚的侵略也未擴大為世界范圍的國際大戰，列強之間當然更不存在一個直接針對蘇聯共產主義的軍事包圍網。日本徹底占領中國東北后，蘇聯則必須為這些誤判付出政治與外交的代價，繼而喪失在遠東的戰略主動權。從主動選擇“不干預政策”蛻變為被迫放棄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客觀上也加快了日本對華侵略的節奏。

　　多年以后，類似的一幕同樣在西方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實用主義的斯大林為應付納粹德國的崛起，一直奉行與西方國家合作的集體安全策略。但是，當斯大林認為集體安全難以切實保障蘇聯免遭戰爭威脅時，便又斷然向德國搖動橄欖枝，最終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在處理中國對日抗戰的問題上，蘇聯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蘇聯曾首先向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卻又在1941年與日本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間的種種反復或已能從“九一八事變”前后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