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后，仍然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妄圖復辟大清王朝，恢復沒落的封建統治。溥儀把在天津的新居取名靜園，意思是并非求清靜，而是要在這里“靜觀變化，靜待時機”。日本為實現“大陸政策”，千方百計地在我國尋找為其服務的代理人。在天津的7年間,日本從未放松對溥儀的拉攏和控制。在各自利益的驅使下，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溥儀終于和日本關東軍勾結在一起。

　　1931年9月30日，日軍天津駐屯軍司令邀溥儀到海光寺兵營，讓他與板垣征四郎的代表見面，慫恿他“到祖宗發祥之地主持大計”。為了進一步說服溥儀前往被日軍占領的東北地區，關東軍又派出了素有“東方勞倫斯”之稱的土肥原賢二來游說溥儀。土肥原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而且還懂幾種方言。他熟知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風俗。曾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片倉衷說土肥原“專愛結交中國朋友，從中國人那里各種情報好像自動地就到了他的手里。他是搜集情報不可缺少的能手，也是日中交往最理想的人才”。

　　11月3日，土肥原訪問了靜園，他對溥儀說：“關東軍沒有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新國家”是“獨立自主的，是宣統帝完全做主的”，日本只是將和這個“新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會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溥儀只盼復辟，追問土肥原說：“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土肥原答稱：“當然是帝國，這是沒問題的。”“詳細辦法到了沈陽再談”。臨走時，還告訴溥儀不要泄露會晤內容，但天津報紙第二天就披露了土肥原會晤溥儀的消息。

　　對此，天津市市長兼警察局局長張學銘（張學良的弟弟）奉蔣介石和張學良的命令，嚴密看守“靜園”，不得放走溥儀，高友唐也帶來了國民政府同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的消息。

　　土肥原認為：“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實難達到目的”。此后的幾天里，溥儀得到消息說，恭親王溥偉前些時曾由日本人保護祭祀沈陽的“北陵”，又一度傳說溥偉要搞“明光帝國”，這些事引起了溥儀的緊張。11月6日，溥儀收到水果籃，里面發現了兩枚炸彈。經日本駐軍檢查，發現“炸彈是張學良的兵工廠造的”。這又讓溥儀更加恐懼。8日晚，又發生了2000多人參加的“暴動”，這些人竟在日本租界內開槍，“槍炮之聲，徹夜未息”。雖然張學銘果斷鎮壓了暴亂，但第二天，日軍又發現一名士兵“被中國軍隊所害”，下令“開炮還擊”，并宣布租界“戒嚴”。隨即，日軍派一裝甲車封鎖溥儀寓所，對溥儀加以“保護”。10日晚，土肥原派人把溥儀弄到英租界碼頭，經白河偷偷開出大沽口，換乘“淡路丸”到達營口，板垣征四郎派人迎接。

　　1932年2月，日本認為成立偽“滿洲國”的條件已經成熟。22日，板垣征四郎就建立“滿洲國”事宜向溥儀通報。板垣征四郎稱溥儀為“閣下”（以前是“陛下”），告訴溥儀說：“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執政’。”但溥儀激烈反對，說絕不能取消大清皇帝這個稱謂。

　　板垣解釋說：“所謂執政，不過是過渡而已”，將來在議會成立之后，“必定能恢復帝制的憲法”。溥儀聽到“議會”兩個字，連忙搖頭說：“議會沒有好的，再說大清皇帝當初也不是什么議會封的!”雙方爭了3個多小時，誰都沒有松口。

　　板垣事后找鄭孝胥、羅振玉，責令他們傳話說：“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變，如果不接受，只能是看作敵對狀態，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答復。”鄭孝胥連忙來提醒溥儀說：“張作霖的下場就是殷鑒。”溥儀雖然害怕起來，但依然提出：“只有暫定以一年為期，如逾期仍不實行帝制，到時即行退位。”板垣最后表示同意。

　　3月4日，大批“代表”前來“請駕”出山。溥儀在“謙遜”后表示同意，但仍然不忘記公開表態說：“暫任執政一年。”6日，在日本人的監視下溥儀到達湯崗子。板垣將關東軍擬定的偽滿人事安排交給他，并告訴他在就任“執政”后立即與關東軍司令官“換文”，締結日“滿”密約。溥儀一一允諾。9日，本莊繁、板垣征四郎簇擁著溥儀一道抵達長春，在一所舊道尹衙門里舉行“典禮”，溥儀就任“執政”。一年后，溥儀并沒有辭職，直到1934年，才最終熬來了偽“滿洲帝國皇帝”的頭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