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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醫調委有一些“法寶”：制度上，1萬元以上的醫療糾紛必須經醫調委調解，所有二級以上公立醫院必須加入醫療責任保險。資金上，政府出資購買服務，保證了醫調委的第三方獨立性。但進一步發展也面臨瓶頸：目前還存在人手不夠、工作壓力大等問題，面對醫鬧時效果也相對有限。

　　羅欣（化名）的母親因摔傷右髖入住天津某三甲醫院，接受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沒想到手術后出現急性心梗，搶救無效死亡。羅欣不能接受“換個髖關節人卻沒了”的結果，來到了醫療糾紛調解委員會，為他們調解的是剛從天津市和平區醫學會退休的主治醫師姜兆理。雙方在陳述時，羅欣的話不多，只提出10萬元的賠償，醫院的代表卻強硬地堅持“是手術風險的范疇”。

　　“心電圖有明確異常時有沒有請心臟科會診？有沒有針對心臟問題的術前討論和評估？”姜兆理向院方提出了非常專業的問題。他還咨詢了專家委員會的意見，專家認為，醫方對患者心臟疾病未予術前評估和討論，術后關注不夠，存在過失，但患者的死亡其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故醫方應承擔30%的責任。根據法律規定應賠償20.5萬元。羅欣和院方都接受了調解結果。

　　這是天津市醫調委經手的一個案例。近年來，醫患矛盾較突出，各地紛紛建立醫調組織。醫調委有效嗎？靠什么路徑保障效果？記者展開調研。

　　靠制度叫停醫患私了

　　天津市醫調委成立之前，出了糾紛，花錢私了往往是很多醫院的選擇。

　　“那時，醫療糾紛主要通過醫患雙方協商解決、申請衛生行政部門處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三種途徑解決。”天津市衛生局醫療服務監管處處長葛樂介紹，“三種途徑各有弊端。醫患雙方協商常常由于情緒激動、矛盾激化而談不攏；由衛生行政部門處理，人們通常認為衛生行政部門和醫院是一家人，難免袒護醫院；到人民法院訴訟，程序復雜，一個案件常常要拖幾年甚至十幾年，耗不起。”

　　這種情況下，為了向醫院施壓，有的患者毆打醫生、停尸鬧喪、強占病房，甚至出現了職業“醫鬧”。在各醫院的院長們看來，最頭疼的不是患者依法維權而是“醫鬧”，醫院只能和患者私了，花錢買平安，進而形成“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的不良示范。

　　2009年2月1日，天津率先在全國頒布實施了第一個省級人民政府令《天津市醫療糾紛處置辦法》，建立了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和醫療責任保險兩項機制，斷絕了私了的后路。

　　辦法規定，索賠金額1萬元以上的醫療糾紛，醫患雙方無權自行協商解決，必須經醫調委調解。違反規定私了的醫療機構可能面臨黨政領導免職、醫療機構降低等級、與財政補助掛鉤的考核一票否決等嚴厲處罰。

　　醫院不能再隨便出錢賠償患者，并不意味著患者的正當權益無法保障，取代醫院進行賠付的是開展醫療責任保險理賠業務的保險公司。2009年起，天津所有二級以上公立醫院和市衛生局簽訂《醫療糾紛預防與處置承諾書》，加入醫療責任保險。每家醫院根據醫療服務數量繳納不同數額的保費，保費與醫療責任賠付掛鉤，醫療糾紛少、賠付額低的醫院，下一年度續保費用優惠幅度最高可達50%，反之續保費用最高漲幅可達上一年度的3.5倍。

　　2008年天津市發生醫療糾紛1142件；而2009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發生醫療糾紛439件，比2008年相比下降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