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一家力爭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智庫——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揭牌成立。原國務委員、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前主任戴秉國任名譽院長，人大新聞學院院長趙啟正任院長。

　　業內專家稱，智庫在中國迎來發展的最好時期。十八屆三中會會就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據權威機構統計，中國智庫數量已達426家，僅次于美國。全球100家頂級智庫中，中國占六席。

　　智庫蓬勃發展，競爭時代隨之而來。尤其是大量民間智庫應運而生，讓官方智庫感受到壓力。已有官方智庫表示進行著史無前例的改革，直面競爭。

　　為何要改革

　　第一次向自己“開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研中心)直接為中央決策提供服務，名列世界智庫百強，無疑是官方智庫“第一梯隊”的代表。眼下，國研中心正在醞釀一次史無前例的內部改革，國研中心一位資深研究員說，面對已經到來的智庫競爭，國研中心正準備向自己“開刀”。

　　同樣向自己“開刀”的還有全國各地的社科院。據新京報記者統計，三中全會后，上海、四川、江蘇、甘肅、湖南等近10家省級社科院，均傳出內部改革的聲音。社科院系統的“龍頭老大”中國社科院，內部改革開始的更早，2011年就已啟動創新工程，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措施也是人員管理和激勵機制改革。

　　在國研中心這名研究員和某直轄市社科院部門負責人張震(化名)看來，官方智庫改革“動力”，主要源于智庫的大發展和競爭時代的到來。“民間智庫成長很快，國際智庫也在跟我們‘搶生意’。說生死關頭不準確，但如果不改革，極有可能邊緣化，甚至出局”，張震說。

　　給張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三中全會引發的智庫方案競爭中，民間智庫顯示出影響決策的實力不容小視。

　　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看來，民間智庫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階段，在與官方智庫的競爭中，話語權越來越大。

　　除了民間智庫，在我國日益活躍的一些國際智庫，也讓官方智庫感受到了壓力。“那些影響力大的民間智庫，參與的多是國家決策，對我們這些地方社科院造成的壓力還不太大。但是，一些國外商業機構經常跟我們‘搶生意’。”張震說。

　　以全球著名智庫蘭德公司為例，最近幾年，先后承接了天津濱海新區遠景規劃、廣州知識城戰略規劃等項目，并為海南提出了改組財政系統、改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方案。

　　改革難在哪

　　智庫改革關鍵在去行政化

　　雖然在民間智庫、國際智庫的雙重壓力下，官方智庫的改革大幕已經拉開，但張震認為難度很大，“倒逼轉型未必能真正傷筋動骨，解決不了去行政化等體制機制難題”。

　　具體到國研中心的改革，體制機制就是最大難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坦言，“我們感到最關鍵的是體制機制問題。中心面臨的很多挑戰從根源上講，就是體制內管理和建設專業智庫的關系問題。”

　　該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則具體指出糾結所在：受行政化制約，研究機構和智庫應有的學術激勵得不到體現；人才利用、進人機制以及匯集和利用國外人才資源難度大。

　　除了國研中心是公務員管理，其他官方智庫很多都是隸屬于某個政府部門的事業單位，張震告訴記者，“我們首要的是讓領導滿意。課題項目爭取過來，我們也想獨立研究，但是經常有政府部門的人暗示我們，他們領導希望的方案是什么樣的。不按領導的意思走，課題就通不過。長此以往，還談什么學術能力、研究能力？”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何帆也撰文提出相同問題，“政府部門的研究機構提供的政策建議不可避免地會摻雜部門利益。”

　　此外，事業單位對應行政級別，上升渠道狹窄，“從科員到副處，這一步就挺難，升到正處更難。智庫競爭實質上就是人才競爭，但剛畢業的學生只能是科員，每個月才掙兩三千塊錢，還看不到晉升希望，怎么可能留住人才？”張震說，他所在的社科院雖然地處直轄市，但至多能招錄到國內高校的博士生，而國際智庫卻是高層次海歸云集，“前不久，院里一個所長和一個副所長都跳槽了，損失不小，但沒有辦法”。

　　如何改革

　　不同智庫建競爭平臺

　　官方智庫到底如何改革，探索正在進行。例如今年1月，甘肅省社科院聯手白銀市政府，組建了白銀分院，甘肅省社科院院長王福生說，成立分院就是要打破現行的行政級別體制，在分院試行新的人員管理模式、激勵機制。

　　國研中心的改革已經醞釀了3年，據了解，該中心已經形成了一個內部改革方案，涉及“人如何組合、課題怎么做、內部機制如何調整、人才怎么調動起來”等人、財、物各個方面，但從去年11月起，方案一直在內部討論。

　　盡管如此，一些民間智庫人士認為，一段時間內，體制機制障礙不能解決。但即使維持現行體制，官方智庫也能有所為，最終還是要靠成果說話，要站得高更要看得遠，才能有競爭力。

　　張震認為，對比民間智庫的表現，官方智庫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屢次公開發布錯誤預測，更降低其聲譽，比如2008年金融風暴爆發和影響就看走眼，認為其不會影響到中國。在房價問題上，一些官方智庫更是屢判屢錯，不但影響政府決策，同樣影響到社會公眾。

　　民間智庫政通境和節能研究所所長付華輝認為，“讓官方智庫克服體制障礙、有所為，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依據市場規則，由官方組建一個公開透明的競爭平臺，明確招投標標準和規則，不論是官方智庫還是民間智庫，都要通過這個平臺拿課題拿項目”，他建議，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可以率先試行這樣的平臺。

　　多次參與中央文件起草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也有類似的智庫公開競爭想法。他對新京報記者說，選擇不同的智庫同臺競爭，不但能提高智庫的競爭水平，同時能提高政府部門的決策水平。

　　新京報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