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梳理近年來十起人肉搜索案例發現，被人肉者采取法律手段追責的僅2例，委托律師發表聲明的1例，其余的7例中，被人肉者均未就信息泄露追責。被人肉搜索的主體多來自網上的爭議事件，其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部分網友反感，在短時間內遭到全方位曝光，曝光內容包括身份、住址、電話、聊天賬號、照片、工作單位及親屬信息。律師表示，遭受網絡暴力，往往因為找不到責任主體讓維權面臨較大困難。

　　“一只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后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說到人肉搜索，大概沒有什么比這句話更能形容其生成機制與巨大影響力。往往只是起源于某件小事，然而因為網友的聚集和搜索，于是衍生出無法控制的局面。不僅當事者的個人信息被披露于網絡，甚至其個人隱私亦難以被保全。在此種披露的過程中，每一個網友都覺得理所當然。而其結果亦是五味雜陳的。既有一些曾經“潛伏”的不法公職人員被發現，也有普通人因為人肉搜索而命運突變。

　　嚴格而論，“人肉搜索”行為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在特定的公共事件中，或因在場公職人員的表現異常，或因職能部門的回應延后，當網友無法從官方那里得到足夠的答案，他們就會窮盡力量去搜索自己渴望知道的內容，諸如周久耕因天價香煙而倒下，正屬此類；另一種則是，只是出于特定的目的，又或是僅僅出于報復，甚至只是一種從眾的動作，網友就對普通人的個人信息與隱私大加搜索，并廣泛地傳播。此一類身邊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

　　人肉搜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條分縷析之后，再來看“人肉搜索難以被追責”的新聞，它蘊涵的真問題實際上是：對那些指向普通人以侵權為表現形式的“人肉搜索”，到底應該如何來追責？雖然2010年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明確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這依舊無解追責過程中的三個難題，一是找不到責任主體，二是侵權證據難以被保留，三是很難確定侵權的危害后果。

　　就算是普通人，在被狂歡式的人肉搜索傷害后，也很可能找不到維權的路徑，這是一種尷尬，亦是對于法律精細化的提醒。盡管最高法在去年10月出臺最新司法解釋，明確網絡用戶或者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公開個人隱私和其他個人信息，造成他人損害，被侵權人請求其承擔侵權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應予支持”仍然不夠，人肉搜索發展到今日，其利弊被看得真切，是時候來出臺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釋了，或是修改相關法律，讓受傷害的普通人能夠有訴必應。

　　如同網友所指出的，當下最有效的方式，是對《刑法修正案》進行修改，明確“人肉搜索”的概念與界限，明確指向普通人的“人肉搜索”應該怎樣取證和懲處。只有邊界和罰則清晰，“人肉搜索”才能不至于輕易地侵犯普通人的隱私與權利，相反，此種規范必將更有利于民眾對公權力的監督。

　　美國電影《楚門的世界》中，楚門從呱呱墜地開始的三十年來，他就是肥皂劇的主角。他居住的海景鎮其實是一個龐大的攝影棚，而他的親朋好友和他每天碰到的人全都是職業演員，他生命中的一舉一動、每分每秒都暴露在隱藏于各處的攝影鏡頭面前。社會的現代性之一，就是每個人都可能身處那個透明的“楚門的世界”，個人信息和隱私亦能輕易被侵犯。我們如何真正走出“楚門的世界”？除了應時而變的法律，不會再有其他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