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檢察院檢察官楊斌，曾經的“明星檢察官”，從事檢察工作23年后辭職做律師，結果遇到了辦證難。一張“無刑事處罰證明”讓她幾近抓狂，她表示，辦了一天的證，感慨困難無處不在。她還說，辦證難的背后，其實是相關部門人為設置的障礙。(4月13日《京華時報》)

　　前檢察官楊斌為辦證而抓狂，其最引人關注之處不在辦證難本身，而在于她的身份。楊斌要跑5趟才能湊齊一份完整的無犯罪記錄證明，類似的遭遇多數人可能都遇見過，也習以為常。新聞曝出之后，反倒有人覺得楊斌在體制內工作數十載有些矯情，不食人間煙火。

　　事實上，辦證難早已成為人們深惡痛絕的話題，在媒體曝光過無數起辦證難的案例后，公眾對此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承受力。在此語境下，如果沒有特別離奇的情節、特別悲催的遭遇或者特殊的身份，一般意義上的辦證難或許并不容易進入我們的視野。最近“證明我媽是我媽”走紅，就是因為其奇葩程度；去年，廣州市一位政協委員繪制“人在證途”圖，囊括了103個證件，大家被證件總數嚇了一跳；2013年，“北漂小伙返鄉6次跑3000公里辦護照”則激發了人們對辦事機構“玩弄百姓”的吐槽。與這些相比，在網友看來，楊斌的遭遇實在太有些“小家子氣”了，辦“無犯罪記錄證明”只涉及一個管理系統，相對來說還不是很難，若是普通百姓，應該不至于幾近抓狂，以后的路還長著呢，有人甚至半開玩笑地勸解其要學會“平常心”……

　　顯然，這樣的“平常心”是可悲的，說明公眾的心理對辦證難已經起了老繭，在自我解嘲之余也產生了不少惰性。一方面，面對耗不起的時間，有人或許就會懶得走正常程序，選擇走旁門，花錢找關系鉆制度的空子。另一方面，在一些辦事機構的工作人員看來，反正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又何必主動沒事找事，給自己添麻煩呢？即便犯罪記錄已經全國聯網，又哪兒比得上原來的紙質證明來得穩妥？這樣，雙方的惰性積累起來，群眾一方面享受不到便捷的公共服務，一方面可能會與辦事機構產生隔閡，為社會治理埋下隱患。

　　總之，人們對辦證難習以為常，絕不代表滿意相應的公共服務，只不過是意見長期得不到正面的回饋之后的無奈選擇罷了。就此而言，想要磨掉辦證難的老繭，關鍵是要暢通群眾意見渠道，多傾聽民意，讓政府服務水平及時跟上社會進步的步伐。唯有如此，才能讓整個社會耳聰目明，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