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重視發揮智庫作用”。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要“推進智庫建設，努力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協事業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智庫，英文稱“Thinktank”，屬于舶來品。“智庫”一詞是什么時候進入中國的，這一點似乎還沒有人考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智庫在中國形成熱點，不過是近幾年的事，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智庫發展出現了井噴。

　　這既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明顯也是高層的有力推動，特別是十八大后最高決策層高度重視并切實推進。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表示：“必須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采取有力措施，切實抓緊抓好。”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詹姆斯·麥甘教授及其團隊今年初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智庫總數達到6681家，其中美國1830家，世界第一；中國429家，世界第二。不排除這里面存在水分，筆者前不久曾發表《中國智庫發展不能大躍進》一文，試著對智庫作了一個定義并歸納為四性：公共性、非營利性、相對獨立性和創新性。根據“四性”標準，咨詢機構、評估機構或由它們翻牌而來的機構不能稱智庫，因為它們不符合公共性和非營利性；黨政系統的政策研究部門及其附屬或延伸機構也不能稱智庫，因為它們不符合相對獨立性的要求；大學里純學術研究機構也不屬于智庫，因為它們并不直接研究公共政策，成果也不直接為公共政策服務。社會智庫或者說非官方智庫更接近于真正的智庫。

　　就智庫的品質和影響力而言，中國仍遠遠落后。在麥甘教授領銜發布的全球智庫排行榜上，中國智庫也僅僅排名第27位。中國真正要成為與中國人口和綜合實力相匹配的智庫大國，乃至通過智庫實現軟實力崛起，智庫發展尤其需要在以下三個方面著力：

　　一是黨政機構要加大向智庫特別是社會智庫購買服務的力度。智庫原本就是研究公共政策的，最主要的客戶就是黨政機構。“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如果政府不購買智庫的服務，在相當程度上，智庫的發展就斷了源頭活水。令人高興的是，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盡量采用購買服務方式，第三方可提供的事務性管理服務交給市場或社會去辦。”

　　二是政府和社會應該為智庫尤其是社會智庫的生存和發展創造環境，不僅要簡化智庫的注冊手續，取消掛靠或指導單位；而且也應該為智庫提供現實支持，創造條件鼓勵企業與個人向智庫尤其社會智庫捐資，比如向社會智庫捐資享受一定的減免稅待遇。

　　三是社會智庫須強化自身建設，在政策和理論研發上多出創新性成果。這是智庫生產力的主要表現，也是智庫影響力的重要載體。

　　（作者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