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十八屆中紀委四次全會選舉劉金國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書記，他也成為了近年來第二位政法系統出身的中紀委副書記。《人民日報》曾報道，劉金國擔任領導職務30多年，愛人一直是臨時工。他審批過近20萬個“農轉非”指標，自己的38個親屬無一跳出“農門”。

　　劉金國多年來身居高位，妻子竟一直是個“臨時工”，這有點讓人驚詫。君不見，公考頻頻遭遇“蘿卜招聘”，“拼爹”上位層出不窮，導致一些職位動輒淪為私相授受的家族名器。而劉金國妻子長期是臨時工的事實，顯然與這種認知產生抵牾，引發熱議，并不奇怪。但這恰是此事吊詭之處。按照心照不宣的官場運作邏輯，劉金國本有能力讓妻子“轉正”或調動工作，但他并沒有這么做。這在一個上升渠道順暢、規則預期明確的契約社會，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兒。但現在正常的卻變得不再正常，而唯有不正常的事兒，才具有新聞價值，才能獲得關注度。雖然媒體與民眾不吝于給劉金國大片激賞，卻仍舊讓人五味雜陳。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說，民眾對劉金國妻子長期是臨時工的熱議，激賞也好，哀嘆也罷，其實都寄托了一個“鏡中我”的形象。一方面，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與才華躋身上層，獲得體面的生活；但另一方面，關系文化盛行，又讓他們體面生活的訴求變得無比縹緲。劉金國妻子“臨時工”的訊息，讓他們找到了一個表達內心的出口，此時，劉金國與其說是一名公正無私的高官，倒不如說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符號。公眾借他人團扇，說自己秋涼，他們關注劉金國與劉金國之妻，正是關注他們自己。

　　只有每個人都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才會緩解民眾的這種公共焦慮。要知道，一個良好社會，一定是一個讓民眾免于規則焦慮的社會。社會選材標準唯有讓規則取代身份，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出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