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接近尾聲，盤點代表委員的提案議案和言論建議，如往年一樣，說得最多的還是“立法”和“收稅”。在一些代表委員眼里，出現一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立一個法，或設一個稅。

　　立法的建議應該是最多了，一個代表建議立法加大力度處罰高空拋物，幾名代表批評如今信息泄露肆無忌憚，應該對信息保護進行立法，并設專門的數據保護機構。減刑現象非常泛濫，有人大代表建議:立法堵住減刑假釋領域漏洞。還有建議制定員工持股法律或法規，建議制定《醫療糾紛處置法》，建議立法鼓勵電子商務發展。

　　“立法”實際上是很繁瑣和復雜的事情。一個法從調查、草案、討論、審議到最終實施，需要冗長的程序和謹慎的調研，所以一般最難實現的議案就是立法議案了，可最難的事在一些代表眼里卻像鬧著玩兒似的，好像人人都是立法專家，張口閉口就是“要立一個法”。

　　堪與“立一個法”建議類似的是“設一種稅”。要解決一個問題，一些人條件反射般的想法就是，新增一個稅種。城市擁堵了，就說要收擁堵費；污染嚴重了，就要收環境稅；資源緊張了，要收資源稅。

　　為了一個問題，就立一個法和設一個稅，如果能解決問題，倒也罷了，可是很多時候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而是在舊體制的環境下形成一條惡性循環鏈。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卻制造了更多新的問題。為解決問題，又要疊床架屋地立法，累積新矛盾新問題。

　　飽受爭議的房產大佬任志強的這句話倒是引起很多人的共鳴，他批評說：中國一些部門的毛病就在于，發現一個問題，加一個稅，對房企的加稅就是剝奪消費者。經濟學家周其仁告誡同行說：我在北京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多年來有一個經驗，就是不要輕易去提加稅的建議。因為這建議很容易被政府采納，政府最容易聽的意見就是加稅的意見。

　　立法和加稅建議之所以經常被提起，一方面是源于很容易想到，迎合懶人，便于懶政，另一方面是源于對政府有利。比如立法就是如此，提個建議很簡單，條件反射，張嘴就來，不要動什么腦子，不要作什么深入調研，覺得什么是個比較難解決的問題，然后就在后面加個“法”。一“法”就靈，加個“法”后綴就可以成為一個提案議案，多么簡單。最重要的是，這么一建議，問題的皮球就踢到立法部門。

　　一些人的“管制”思維根深蒂固，出了問題就呼吁權力出手，怎么出手？立個法讓他們去執法，好像就沒問題了。還有一些人認識不到“政府管得太多”恰恰就是最大的問題。熱衷于“加一個稅”則源于這種方案對政府最有利，政府能獲利，無論能不能解決問題，但起碼能給地方增加稅收；部門能獲利，部門利益通過新稅得到了固化。

　　“立法”最容易喊，可中國最不缺的就是法，而是執行，我們有世界上最嚴密的“法網”，可執行卻最為松垮。提立法建議之前，應該先問問是不是已有法律、有沒有其他辦法。“設稅”之前也必要先問問，納稅人能不能承受、是不是重復征稅、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