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0日，由各黨派和社會賢達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俗稱“舊政協會議”），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從牽線、促成到全程參與舊政協會議的經歷，可以代表一代愛國民主人士的心路歷程。

1、 一波三折 力促國共和談

1937年7月7日，抗戰全面爆發后，抗戰成為全國、全民族的最大政治。1937年8月20日，國民參政會成立，黃炎培被國民政府聘任為國防會議參議員。黃炎培初當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自己認定兩大任務：（一）助成政府與民眾合作，（二）助成各黨派間合作。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12月22日，黃炎培前往重慶南溫泉，寫下《我之人生觀與吾人從事職業教育之基本理論》一文，提出主張“民治、民有、民享”，反對獨裁的政治觀，并全力投入抗戰。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參政會內部出現摩擦和分裂。中共、國民黨和中間黨派在參政會上公開交鋒，最后通過了以黃炎培為代表的中間黨派意志的《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隨后，黃炎培在全國掀起了抗戰時期第一次憲政運動。從此，黃炎培堅持抗戰、反對內戰，為調和國共關系、助成各黨派間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45年初，抗戰勝利在即，全國民主建國熱情高漲，國民黨方面拒絕和談，國共談判一度陷于停頓。

讀到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之后，黃炎培很有觸動，想為國共談判作一些推動。他先和褚輔成商量，兩人愿望相同，遂決定由褚輔成出面，邀約幾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共同商量，提出恢復國共商談的辦法。1945年5月25日，共有11位參政員參加了聚會。會上，王云五和傅斯年認為要先看蔣介石意向如何，于是，大家請王世杰和邵力子向蔣介石轉達意見。

5月30日，參政員們接到通知，蔣介石邀請他們吃飯。6月1日，大家應邀到蔣介石官邸，黃炎培和褚輔成慷慨陳詞，敦請國共繼續會談。蔣介石表示同意電邀中共進行商談。飯后，參政員們一致推定黃炎培和傅斯年等，以7位參政員的名義擬草致延安電稿。次日，電稿完成。6月6日，電稿由張治中發出。

6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電復黃炎培等7位參政員，邀請他們去延安商談國是，電文在21日由邵力子轉交給7位參政員。6月25日至26日，7位參政員經過商議，決定訪問延安，并達成了對國共團結問題的三條意見。意見由左舜生起草，準備轉交邵力子代呈蔣介石，等蔣介石同意后再帶去延安。

6月27日，7位參政員再聚，并約請到王世杰和邵力子參加。王世杰看了信后說，這三點意見如果交給蔣介石，必將碰壁，勸大家延安之行就此作罷。黃炎培竭力主張立即面見蔣介石直呈三點意見，他說：“撞壁須撞到壁，今壁尚未見，僅憑旁人預測勢將撞壁，便放手了，豈為合理！”當天下午4點半，由王世杰和邵力子作陪，7人一起面見蔣介石，褚輔成作代表陳述三點意見。蔣介石聽后說了一通官話：“國家的事情，只要于國有益，都是可以商談的。”于是，7名參政員決定去延安，定于7月1日成行。

6月29日，參政員們接到國民黨通知，飛機已經準備好，準許7月1日早上8點啟程赴延安。

2、 《延安歸來》：“吃了砒霜藥老虎”

7月1日，參政員王云五因突發高燒，不能飛延安。上午9點35分，黃炎培等6名參政員上了一架軍用機，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下午1點30分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周恩來等中共高級將領在機場迎接。當晚，黃炎培一行參加了延安的歡迎會和宴會。

7月2日下午，6位參政員和中共代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張聞天、任弼時、王若飛舉行正式會談。第三天下午和第四天下午，雙方又繼續會談。主要討論了關于國民大會和政治會議的有關原則問題，雙方都同意兩項主張：（一）停止國民大會的進行；（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會議紀要》還寫明了共產黨對政治會議的具體建議，即主張政治會議應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以及各方共同推薦的無黨派代表人士共同組成，會議的任務應為討論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之緊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和將來召開國民大會等問題。毛澤東、周恩來還和6位參政員進行了單獨會談。

在訪問延安的98個小時中，黃炎培和毛澤東長談達19個小時。其間，黃炎培向毛澤東提出了“黃炎培周期率難題”。他問：“如何跳出歷史興亡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此番“周期率”談話，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本方針的理論思想基礎。

從7月1日至5日，參觀延安的短短5天，成為黃炎培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延安訪問，黃炎培最初只是抱著促進國共在和諧氣氛中恢復商談、召開國大實施憲政的心愿而去，最后卻在解放區認識了大部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和高級將領，黃炎培寫下延安5日日記，將所見、所聞、所感詳細地記載下來。

黃炎培回到重慶后的第二天，即召集在渝職教社同仁及附近鄰居友好，報告了延安之行的經過。其后幾天，許多人來向黃炎培詢問延安的情形，為了幫助這些人了解延安的真實情況，黃炎培用半個多月的時間，以延安5日日記為基礎，寫就了一本詳述在延安所見所聞的小書，這就是著名的《延安歸來》。

《延安歸來》書稿寫好之后，交給國訊書店的經理尚丁。尚丁考慮到國民黨“戰時圖書雜志審察辦法”的規定，如果送審，則此書不被扣押也要被擱置上一年半載，拿回后也勢必要刪得體無完膚，就與中共地下黨員商量，并在請教葉圣陶、張志讓之后，建議黃炎培說，如果他同意，就以此書打頭陣，不送審察而自行出版，掀起一場針對國民黨圖書審查制度的“拒檢運動”。黃炎培聽后，下決心說：“這叫作‘吃了砒霜藥老虎’，拼他個魚死網破！”并表示愿意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風險和后果。

1945年7月30日，《延安歸來》的書稿發交潤華印書館，8天之內完成印刷、裝訂，于8月7日正式出版。黃大能在《憶念吾父黃炎培》一文中寫道：“蔣政權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誹謗解放區的謠言。吾父一回重慶，在極短時間內寫成《延安歸來》一書，用日記方式詳細記載了他所目睹的中國共產黨施政政策和解放區的成就，給各種荒唐謠言以當頭一棒。這本薄薄74頁的小冊子，在當時大后方和港、滬敵占區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3、 促成國共和談

7月7日，黃炎培延安歸來的第二天，黃炎培一行集體面見蔣介石，陳述了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會談的情況，并將《會談紀要》交給蔣介石，希望國共早日恢復和談。

同一天，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開幕，國民黨本來打算在這次參政會議上通過本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的決議。黃炎培在會上發表書面聲明，指出：“在不和諧的空氣里，如果匆匆忙忙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其后患將不堪設想。欲完統一，而適召糾紛，以善意而獲惡果，以百年大計而演成百年大害，在此存亡生死千鈞一發之間，實私心所深憂大懼，而不敢茍同時論，偷取一日之安者也。”在黃炎培等的建議下，會議在付諸表決時，以絕大多數通過了暫不確定國民大會召開時間的決議。

國民參政會閉幕后，7月21日，蔣介石企圖奪取關中分區，進而發動全國內戰，制造了“淳化事件”。黃炎培聯合多名參政員要求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立即與有關方面聯系，制止內戰，促成國共和談。7月31日，邵力子答復黃炎培說，武裝沖突“從26日起，已加制止，大約不致擴大”。原定11月12日召集的國民大會，也“不致堅決進行，政府對中共愿繼續商談”。

8月14日，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周恩來指出：蔣介石在3月1日的演說中已將國共談判拒絕在先，又將6位參政員從延安帶回的方案拒絕于后，而且又罵我們為人民公敵，故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全屬欺騙，故拒絕赴渝和談。

8月20日，蔣介石再次致電邀請毛澤東赴渝。8月22日，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毛澤東回電說，只有等到蔣介石答復了朱德關于八路軍參加受降的問題之后才考慮與他會面的問題。

兩次電邀未果，8月21日，國民黨邵力子、張群和王世杰宴請訪問延安的6位國民黨參政員，征詢他們對國共和談的意見。如果毛澤東不來，國民黨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責任在中共了。黃炎培知道這是蔣介石諉過于人的手法，立即說：“蔣主席僅發邀毛來渝，雖見懇切，尚不夠。必須在日本簽和約后立辦數事：言論解放了，身體自由了，特務取消了，政治犯釋放了，各黨承認合法了。一面立即宣布召集政治會議，抗戰之初數度邀集會議會談，今結束了，勝利了，難道不應有一度召集。況國防最高委員會非改組不可，抗戰建國綱領非重訂不可，何不自動為之。再隔一星期、一旬，無所表示，大好機會又逸去矣。”于是，在黃炎培的力促之下，蔣介石于8月23日第三次電邀毛澤東赴渝談判。

8月25日，在接到蔣介石第三次電邀和魏德邁的再電邀請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談判。

8月28日，在張治中、赫爾利陪同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黃炎培和冷遹一同去九龍坡機場迎接。

抵達重慶的第二天，國民黨以張治中、張群、王世杰、邵力子4人為一方，共產黨以周恩來、王若飛兩人為一方，正式拉開了談判大幕。自8月29日起，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就中國未來的發展前途、建設大計在重慶進行了為期43天的歷史性會談，史稱“重慶談判”。黃炎培懷著極大的熱情，參與到國共談判的各種活動當中。

重慶談判期間，黃炎培建議國共兩黨應一面繼續談判，一面著手準備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即政治協商會議），這一意見被國共兩黨采納。

10月12日，黃炎培出席民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并發表《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國共兩黨協議的成就，表示十分欣慰”，對未來中國問題“力求全盤徹底的總解決”。

4、 制止內戰 全程參與政治協商

“重慶談判”以后，民盟發言人發表談話，主張政府應在10天內正式召集政治協商會。然而蔣介石卻在10月13日發出密電，令蔣軍指揮官遵照他的《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在蔣介石密令下，國民黨軍隊以“恢復交通”為借口，分路向解放區發動進攻。

11月6日，《新華日報》頭版頭條以《國民黨百萬大軍進攻解放區》為題，報道了蔣介石全面發動內戰的事實。11月9日，周恩來、王若飛向民主黨派領導人通報情況說，共產黨已覓得蔣介石印發給國民黨部隊的《剿匪手本》，以至國共會談無結果。周恩來說：“我們認為，必須發動一個全國規模的反內戰運動，制止內戰的大爆發，如果不及時制止內戰，政治協商會就開不起來。”黃炎培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由民盟出面發動重慶進步人士，聯合召開反對內戰群眾大會，成立“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大會”，并推動各地組織“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再組織“全國內戰聯合會”，來制止國民黨發動內戰。

11月19日，經過緊張的準備，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大會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成立，各民主黨派和經濟、工商、文化界知名人士500多人參加大會。黃炎培主持大會。12月4日，民盟總部推定代表訪問國共雙方，敦促磋商，希望政治協商會議能召開。12月24日，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分別致電毛澤東和蔣介石，呼吁國共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沖突，制止內戰、實現和平，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經過幾度商談，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接受調停，正式簽訂停戰協定。至此，經過黃炎培在內的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國共代表多次商討，國民黨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總算達成停戰協定，國共雙方要實現停火了。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所有障礙已經掃除，舉世矚目的政治協商會議就要召開了。

早在1945年11月，中共與民盟經協商達成四點口頭協議：任何一方不得與國民黨妥協，在任何會議上雙方互相支持，雙方有意見分歧盡量內部解決，民盟可以在解放區活動。這個協議為政協會期間中共與民盟的合作奠定了基礎。

在政協會議召開前，國共雙方對出席會議的名單進行了反復斗爭。根據《雙十協定》，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成員民盟有9個代表。國民黨想到在會議上就不可能占到優勢，為了能夠操縱會議，國民黨便想辦法拉攏青年黨，將青年黨從民盟中分裂了出去。民盟的9個名額，青年黨要占5席，妄圖拆散民盟、分化民盟代表團。為了挫敗國民黨的陰謀，加強與民盟的團結合作，中共堅決支持民盟9個名額不能動，主動讓出兩個名額，最后確保了民盟仍占9個代表席位。

中共的做法使民盟深受感動，民盟決心同共產黨實行全面合作，結成親密同盟。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舉行。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中外囑望之政治協商會議，上午10時在國民政府大禮堂開幕，會員38人，我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之一出席。蔣中正主席致開幕詞……次會員周恩來致詞，很鄭重地說明中共停戰令已下……”

舊政協會議召開后，黃炎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被分在施政綱領這一組。和平建國，首先必須有一個雙方都能同意的共同綱領作合作的基礎。國共雙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建國方案，這個和平建國綱領組，是這次會議中最重要而又爭論最多的一個組。

1月15日，黃炎培在施政綱領組發言時，針對蔣介石在國民黨第六屆大會上對聯合政府的攻擊，把政協說成“政治分贓”的謬論予以痛擊，他指出參政是人民賦予的民主權利，誰認為民眾熱心參與政治是“分贓”，誰就是根本不懂起碼的民主常識，尤其是政府里的人，以此罵人，笑話鬧得更大，因為這等于自己承認了政權是贓物。

在22天會議里，黃炎培白天參加大會或分組會，晚上就和民盟同志聚商，或者和民建同志晤談，為政協會議付出了艱苦的努力。

1945年1月31日，舊政協會議閉幕。黃炎培在《八十年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前后”一節寫道：“抗戰期間，我們在重慶的一群人與中國共產黨負責同志保持著經常的聯系。1945年元旦，有我參加的64人發表了《轉捩當前局勢獻言》，登在《國訊》及《新華日報》。嗣后，與中共方面的接觸更加頻繁，逐步提高了我對中國前途的認識。延安5日，益增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敬仰。8月28日，毛澤東主席抵渝，我很擔心。在國共和談中，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我代表民盟作為第三方面人士之一更有較多的參加機會。斗爭是尖銳的，第三方面人士的情況是復雜的。國民黨政府對我忌恨很深；因此，在1946年1月26日出現了特務搜查住宅的事件。此外，經過情況很多，這里不多寫了。”

（作者系重慶市中華職教社一級主任科員、重慶市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