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寫過《誰是真正的“負面”》的評論文章談道，國際評級公司是個典型的“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短視者。當一國和地區經濟處于上行周期時，他們會漠視經濟增長中的潛在風險，給這個國家和地區送上漂亮的評級報告；一旦經濟處于下行周期，他們就會調降一國和地區的評級和展望，起到“雪上加霜”的效用。國際清算銀行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曾指出，即便債務壓力小于發達經濟體，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對新興市場國家的評級仍然明顯低于發達國家。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事前沒有預測到危機，在危機發生后又過度下調亞洲國家的評級，由此引發的恐慌情緒過度地放大了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穆迪等評級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表現做過研究，研究表明，在1997-2002年期間，穆迪共有8次評級失敗。2008年金融危機前，穆迪等信用評級機構曾連續多年將絕大多數房貸抵押債券評為最高級。當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金融危機的苗頭無法遮掩時，它們“補救”的辦法是迅速下調其評級，令投資者大為恐慌。

12月5日，穆迪評級公司發布報告，維持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不變，但將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

此次穆迪評級方法和評級依據存在一定缺陷，其采用的參數和依據存在一些誤判，其評級結果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和前景的偏見與誤讀。我們從幾個數字就能判斷發展走勢——前三季度，我國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和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分別同比增長11.3%和11.8%；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從2012年的1萬億元提高到2022年的3.09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從1.91%提高到2.55%。當中國制造業走上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賦能之路，帶來的會是蝶變。

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也都是各種評級機構、金融機構在預測中國經濟時應該考慮在內的因素。

中國政府的債務與美歐日和其他新興市場的主權債務有一個本質不同。中國的政府支出中，投資占很高比例，大多數債務都對應著相應的資產。這決定了同樣的負債率給中國政府帶來的負擔和隱患，遠遠不能與其他負債國家相比。從穆迪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穆迪其實也意識到了自己這種“擔憂”背后的不成立，報告中就提到，“中國有足夠的財力和資源來有序過渡”，但在報告中，穆迪又暗帶了一句，“政策的有效性正在‘接受考驗’”。

實際上，在全球經濟面臨多重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國際機構近來密集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為中國經濟投下“信任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中國2023年GDP增長預期從之前的5%上調至5.4%，同時上調2024年GDP增長預期；經合組織（OECD）將2023年中國GDP增速預測值上調至5.2%。

衡量一個國家政府債務風險程度，除了要看債務水平外，還需要綜合考慮經濟增長、儲蓄率、債務結構等因素。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將為化解債務問題提供根本保障。（作者張連起系全國政協常委，會計審計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