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診科是24小時的全天候門診，也是醫院的前沿陣地。各類急危重病患者進醫院的第一站就是在急診科，因此，急診科醫生是醫院搶救病人的排頭兵。

我參加工作后，在醫院多個臨床科室輪轉過，后來輪轉到急診科時，發現許多急危重病人躺著進來，經過急診科醫護人員的搶救，能夠奇跡般地活過來，甚至能健康地站立走出醫院，這讓我對急診科充滿了神秘感，認為急診科是一個能讓病人起死回生的地方，于是在我們急診科老主任的推薦下，我去進修了急診醫學專業，成為一名急診科大夫。回想20多年的急診工作經歷，我們在奮斗中成長，有苦有樂。

1998年的夏天，“120”救護車送來一位上腹部疼痛的42歲的中年男子，當時病人還未下車，就突發呼吸、心跳驟停，情急之下，我跪在擔架上為患者做胸外按壓，并親自對患者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由于搶救及時，病人心肺復蘇成功。后來病人被診斷為急性心肌梗死，在當時還把復蘇后溶栓認定為禁忌癥的情況下，我們大膽為患者進行溶栓治療，獲得了成功，沒有出現并發癥，最終患者康復出院。

2002年5月，與郴州毗鄰地區某縣一位年輕女病人因急性有機磷農藥中毒導致呼吸驟停，要求轉到我院治療。醫院派我前往會診，當時患者無自主呼吸，靠一臺麻醉機維持呼吸。會診后，我認為患者病情十分危重，搶救成功的希望渺茫，如果轉院治療，轉運途中存在巨大風險。當時我們醫院的救護車上沒有配備呼吸機，只能靠人工捏皮球的辦法維持病人的呼吸。為了給這位年輕的患者帶去一線生的希望，我們只有冒著風險用呼吸氣囊轉運。在轉運病人途中，我捏皮球雙手發酸了，就讓護士或其年輕的家屬換一下手后又繼續捏。歷時近3個小時，路途120多公里，最終將病人安全轉入我院急診科。下車后才發現，我的雙手捏出了一個個水泡。在全科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經過一個星期的精心治療，這位患者康復出院。

2003年春夏之交的“非典”期間，我作為郴州市“抗非典”醫療專家小組成員，負責承擔全市“發熱病人”的轉運工作。在當時，還很難購買防護服，我就自制防護服，在那個非常時期，郴州哪里報告有“發熱病人”，哪里就有身穿白色防護服的我在做排查和轉運工作的身影，火車站、汽車站、107國道服務區，一個晚上要轉運四五趟。除了排查和轉運“發熱病人”，還要堅持做好急診科的日常工作。在整個抗擊“非典”期間，我親自出車轉運“發熱病人”達200多次。由于工作突出，我被郴州市人民政府評為抗擊“非典”工作先進個人，并榮獲三等功。

2010年5月1日，郴州市郊區一位35歲的男性患者因低鉀血癥誘發室顫。我組織全科同事盡力搶救，并親自在重癥病房守護病人，以防出現意外。患者心肺復蘇成功以后，為了盡快實現腦復蘇，恢復大腦功能，我們采取早期高壓氧治療。但是早期脫離呼吸機做高壓氧治療，患者容易出現呼吸衰竭，在高壓氧艙內出現意外的可能性極大，為了確保患者安全，我帶搶救設備親自陪患者進高壓氧艙作高壓氧治療。在艙內升壓過程中，患者家屬不適應環境出現了鼻孔出血，第二天不敢進艙陪護，而我依然繼續陪病人進艙治療，直到患者生命體征平穩為止。

不久，郴州市郊區一名13歲初中生因溺水致心跳、呼吸驟停，心肺復蘇成功后，為了盡可能減少小孩腦細胞的損害，需要立即作高壓氧治療。本來這是屬于兒科的病人，轉到兒童醫院就可以了事。但是為了患兒的安全，我毅然決定陪患者進艙作高壓氧治療。后來，在做高壓氧腦復蘇時，我又跟進高壓氧艙陪患者一同治療，以防范重癥患者在艙內出現醫療意外。

患者的康復就是我們的愿望。雖然在急診科勞動強度大、醫療環境差，但每當看到一個個經過我們雙手搶救成功的病人康復出院，我就覺得無怨無悔。

事業是奮斗出來的。二十多年的急診生涯，我奮斗過、收獲過。自己所做的一點點努力，得到了社會的肯定。有感于這個新時代，給予了我許多榮譽：先后被評為湖湘名醫、獲得第五屆中國醫師獎、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全國先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奮斗者是幸福的，此生獻給急診事業，同樣是幸福的。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郴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科主任徐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