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

激揚青春夢，奮進新時代；不負青年志，赤心報國家。政協委員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他們在各自領域艱苦奮斗、奉獻青春、建功立業，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很多委員用照片記錄下了奮斗征程中的難忘瞬間，那是青春的回憶，也是時代的印記。為此，人民政協報·人民政協網推出《照片里的青春》專欄，采訪政協委員或約請政協委員撰文、拍攝視頻，通過老照片回憶青春故事，重溫奮斗經歷，以此激勵年青一代，以奮斗之我，圓夢青春中國。

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高考之前，我是一位農村青年，大學對于我們這批人的命運走向有著特殊意義，因而這段經歷也顯得至關重要。

上小學之前我就認識很多字，酷愛讀書。村子里能借到的書，我基本上都找來翻閱過，其中還包括一些古籍，因而我當時有個“書呆子”的外號。

△1978年12月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合影

1978年2月，我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分專業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考古學。其實當時考古專業算不上熱門，我之所以這樣選擇，一方面是因為我讀中學時看過《化石》《地理知識》《科學畫報》等雜志，或多或少受了影響；另一方面看到課表上考古專業的課程遠比歷史專業要豐富，覺著能夠學到更多知識，而且覺得考古學與科學更緊密。直到現在，我上課也會時常對學生講，作為考古學家，你給自己的定位應該首先是科學家。

△1981年秋季湖北鄂城考古實習期間夏鼐先生前來指導

當時，國內許多最優秀的學者都給我們上過課。大學二年級新石器時代考古課程結束后，張之恒老師帶領我們參加海安青墩遺址發掘；秦浩老師還帶領我們到鄭州、洛陽和西安參觀實習；第三次實習是蔣贊初老師帶領我們去鄂州發掘六朝墓葬。我們在田野實習過程中喜歡寫詩，意氣勃發，謳歌考古、青春與未來。

我的整個大學生活都沉浸在如饑似渴的學習之中，早上天沒亮，我就出去跑步，然后晨讀，晚上教室熄燈后，在樓道里繼續看書。寒暑假都在學校讀書。學校有助學金，班上我拿得最多，因為我家庭條件最差，助學金一半用以吃飯，一半用以購書，大學四年我從未買過水果。我中學學的是俄語，英語底子薄，因而學英語費力，就要求自己更加勤奮，大學二年級就開始閱讀外文書籍和刊物，比如《古物》雜志和《早期人類考古學》《工業考古》等，并嘗試對感興趣的內容進行翻譯。

總之，我的大學生活非常充實，內心始終懷揣理想。我自己的體會是，好大學就是好本科，好本科可以決定人的一生，我后來的工作和研究均是以本科學習為根基而鋪展開的。大學里有好老師是一方面，而自己的主動閱讀和持續積累更加重要。

△1984年4—5月發掘揚州唐城南門遺址

大學畢業后，我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先后參加揚州高郵西漢廣陵王家族墓、徐州龜山西漢楚王劉注墓等發掘，逐步積累田野考古經驗。我喜歡長時段地看問題，歷史如此，人生亦是。讀大學時我就喜歡城市考古，后來，我竟然真去做城市考古，除了因緣際會，大概有些許“不忘初心”的意味。1997年，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成立后，我向南京市文物局第一次提出南京城市考古的命題，此前南京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郊區的墓葬發掘，與此同時，大規模城市建設對地下遺存破壞嚴重，讓人痛心疾首。但我們也只能采取“見縫插針”的工作模式，緊盯城區的各個工地，建設過程中一旦發現遺跡暴露，就采集標本、記錄地層、拍攝照片，力求有所發現。數年間集腋成裘，竟記錄了上百個遺址點，采集的標本堆滿庫房，這也構成了我撰寫《六朝瓦當與六朝都城》一書的基本材料。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到六朝瓦當的情形，圖案新穎詭譎的人面紋、獸面紋瓦當和充滿佛教文化意蘊的蓮花紋瓦當，使我內心強烈震驚與好奇，從中窺見與秦漢瓦當體系迥異的一種文化風格。但這些零星出土的六朝瓦當，從未有過系統梳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南京城市考古調查過程中，我目驗了千余件六朝瓦當實物，逐步醞釀相關認識，對六朝瓦當的類型、譜系、期別及文化內涵進行思考。1998年，“六朝文化國際討論會”在南京召開，我提交了《六朝瓦當初探》一文，首次構建六朝瓦當的類型體系，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重視。

瓦當猶如六朝考古之鎖鑰，之前我們在明孝陵陵區內開展文物調查時，在密林中發現一處石墻遺跡，并發現了半個蓮紋瓦當，我立刻意識到這是南朝早期瓦當，隨后決定正式發掘，從而揭露了六朝壇類建筑，并榮獲全國2000年十大考古發現。2003年前后，我陸續撰寫多篇論文，闡述六朝瓦當研究收獲。

△2010年5月于韓國韓神大學考古系觀察百濟都城遺址出土與中國有文化關聯的文物

當年，我曾跟隨蔣贊初先生在鄂州吳王城開展過發掘，也參加過劉建國先生組織的鎮江鐵甕城考古，并協助召開“城市考古學術座談會”。這一過程中，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東吳的崛起歷程。東吳是六朝的開啟者，石頭城是南京建都的肇始階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998年，我開始尋找石頭城，并有了線索。次年，我開挖了一條探溝，探溝中發現一座墓葬打破城垣，隨葬青白瓷盒蓋上有銘文“江南官膏伍兩”，與南唐晚期李煜去南唐國號改稱“江南國”的歷史相印證，由此明確了城垣的年代下限。同時，探溝中還出土了東吳、東晉和南朝的磚瓦。通過這條探溝，基本確認了六朝石頭城遺址的所在。2008年以后，我持續多次對石頭城遺址進行考古，發現了城垣、城門、角樓、磚鋪路面等一系列重要遺跡，年代從東漢末期持續至隋唐，使得南京建都史在石頭城中變得鮮活起來。

△2011年1月南京六朝石頭城發掘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石頭城考古發現了一塊城磚，磚上赫然出現“石頭”二字銘文。這使我莫名沖動與感慨：你堅持不懈地對某一遺存進行探索，它也會在某一時刻幫助你實現理想，這是一個非常感人的過程。

其實，我們那一代的大學生，始終有一個理想：用自己所學為社會服務。文化遺產學就讓我找到了一個用知識為社會發展服務的實踐領域，涉及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極具現實意義。

我一直覺得年輕人不能喪失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命運結合起來，對一個人的成長極其重要。所有能成就事業之人，都是站在社會的角度上思考問題，社會也會為其理想提供支持。你有遠大的事業追求，內心才能承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勇往直前，才有幸福感。所以遇到各種困難，不能放棄，要為理想而堅守。（本文作者：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 整理：李木元 薛婧）

△本文作者：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