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合肥5月3日電 題：這才是“天團”！那些與量子“糾纏”的青年科學家

新華社記者  戴威、曹嘉玥

1900年，德國。42歲的普朗克首次提出“量子論”，曾經堅不可摧的牛頓力學大廈，被一束來自微觀世界的光探出罅隙。

100多年后，中國。“墨子號”“九章”“祖沖之號”……站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新起點，我國量子科技捷報頻傳，已成為國際量子科研版圖上的重要力量。

這些成績背后，是一群心懷“國之大者”的青年科學家，他們用青春砥礪報國之志、勇攀科技高峰，成為我國量子研究領域的“天團”。

“搞科研，失敗是家常便飯”

“教科書上看到的成功只是偶發事件，失敗才是常態。”39歲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榮星說，如何面對失敗，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樣子。“要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嘛。”他笑道。

22歲前，榮星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找不到“失敗”二字。2001年，18歲的他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學院，后又被保送本校碩博連讀。

2005年，讀研一的榮星選擇科學儀器作為研究方向，開始了和量子的無限“糾纏”。他滿懷憧憬地跨入這條賽道，然而，等待他的卻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榮星在實驗室工作。（受訪者供圖）

“儀器功能受限、方案被反復推翻、實驗結果不及預期……”榮星說，當時，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遠遠落后于國際水平，因為缺少實驗儀器和實驗樣品，連做實驗都是件奢侈的事情。

十年一瞬，榮星熬過了一個個不眠夜和一次次失敗。經過努力，他和同事們利用自主研制的磁共振裝備，實現了目前國際最高精度的自旋操控。“科學研究可以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永遠沒有盡頭。”榮星說，作為青年科學家，要繼續弘揚科學家精神，努力書寫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答卷。

“讓科技成果服務更多人”

2009年，剛邁入而立之年的青年科學家孫方穩做了一個可能改變一生的選擇。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后出站后，他放棄國外優渥的待遇，回到母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當時沒想那么多，因為郭老師希望我回來。”孫方穩說。他口中的“郭老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量子信息學家郭光燦。

選擇，從1997年開始。

那一年，孫方穩高考。“除了物理發揮正常，數學和化學的成績都不理想。”他說。即使這樣，他仍以高分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選擇專業時，他不假思索地選了“發揮正常”的物理專業。

4年本科求索，6年研究生生涯，博士畢業那年，他又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郭老師的支持和對科研的熱愛，讓他真正投身量子傳感領域，不斷學習、研究、深造。

回國那年，他許了個愿：再過10年，我們的科研成果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10年后，愿望終成。

孫方穩（左二）在檢查儀器。（受訪者供圖）

孫方穩參與研究的量子傳感技術在近幾年基本實現了自主可控，并且已經看到成果轉化的可能性。

“研究成果不能‘躺在紙上’，要讓它服務于人。”孫方穩說，從理論突破到轉化成技術應用，有的可能要數十年。

“但有朝一日，可以看到研究成果走進你我生活，我覺得值。”孫方穩說。

“我這一生，只想做成這一件事”

2021年10月26日，朱曉波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宣布，我國成功構建66比特可編程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祖沖之二號”，求解“量子隨機線路取樣”任務的速度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快1000萬倍以上，這使得中國成為目前唯一在兩條技術路線上達到“量子優越性”里程碑的國家。

朱曉波，就是“祖沖之二號”項目的具體負責人。

關山難越從頭越。2008年，已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教授的朱曉波放棄教職，前往日本深造。那一年，他32歲。

5年后，他婉拒導師的挽留，回到物理研究所。

朱曉波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回國3年后，朱曉波加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開始研制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

接下來幾年，數十名科研人員陸續加入。他們用一個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為我國量子計算領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這條關乎人類未來的賽道上，中國不能落后，我們不敢停下來。”朱曉波說。

“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未來。希望我們這代人的努力，可以為建成科技強國貢獻力量。”朱曉波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在有限的人生里，做著值得奮斗終生的事情。“我的一生，只想做成這一件事。”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