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艾琳（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講師）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備受關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輿論普遍認為，這將為快遞小哥等平臺就業者群體的權益保障按下加速鍵。

近年來，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互聯網經濟新業態快速發展，催生了一大批就業機會和崗位。據統計，2016年至2021年平臺從業人員年均增長達10%，總量已達8400萬人。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互聯網經濟呈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未來將引導更多勞動者以新就業形態參與就業。

在就業規模擴大的同時，新就業形態本身存在的收入不穩定、就業靈活等特點，導致就業人員面臨更高的職業傷害風險。此外，對于新興事物，用人單位在制定相關管理規程方面缺乏法律約束，迫使勞動者出現“趕工”現象，也容易招致傷害事故。有鑒于此，關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職業傷害保障成為不可回避的緊要問題。

我國現行的工傷保險制度建構于正式且穩定的勞動關系之上，用人單位是繳費主體，且需同時負有一定的預防、補償和康復責任。而對于互聯網經濟來說，其就業特點顯著區別于傳統就業形態，其中最核心的差異即為就業的靈活性所帶來的非正式勞動關系。這就決定了，若將新就業形態下的就業群體直接納入現行工傷保險框架，存在若干現實難題。

具體來說，一是繳費主體確定難。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往往并非為某一固定平臺提供勞務，而存在多平臺同時接單的情況，這種無雇主或多雇主的特點使得依托單位參保的工傷保險難以適應該就業群體的參保需求。二是雇主責任界定難。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企業間不再是“雇主—雇員”的雇傭關系，而是“一對多”甚至“多對多”的合作關系，這為事故發生后不同平臺企業互相推諉責任留下空間。三是后續保障維系難。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企業間不存在緊密的管理關系，權責關系含糊不清，其“從屬關系”的認定不同于傳統就業那樣形態清晰明了，這也成為其后續權益保障的難點。

當然，在工傷保險大框架下建立另一個由政府主導的面向靈活就業勞動者的職業傷害保障體系也同樣面臨挑戰。除了要突破上述難點外，還需要解決政策落地的若干實際問題。

其一，工傷保險以工資總額為繳費基數，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收入存在波動性且收入差距較大，若以社會職工的平均工資為基數，恐有失公平且影響部分員工參保意愿。其二，工傷認定中的“三工”原則（即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原因）在面對高度靈活化的新就業形態工作時將遭遇挑戰，照搬現行工傷認定經驗將可能引發爭議。此外，如何在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保障的同時，不過度增加平臺企業用人成本，可能關系到多個行業未來發展，乃至影響就業的關鍵性問題，其間的平衡與尺度需要審慎把握。建立職業傷害保障體系，還需適當考慮與現行制度的銜接，盡可能避免社會保障的“碎片化”。

盡管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問題存在上述諸多挑戰，不過，經各地方實踐，現已摸索出一些可資借鑒的經驗，或可為未來突破職業傷害保障困境提供參考。當下，快遞小哥的權益保障要“快”推“遞”進——積極推進，且要剝繭抽絲。

要明晰勞動關系。2021年3月，國家人社部等八部委聯合發布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提到，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企業間的關系可能存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符合勞務派遣等合作用工方式，以及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三種情形。對于前兩者勞動關系相對明晰的應納入現行工傷保險體系，對于后者可歸為職業傷害保障制度予以保障的對象。在此基礎上，還要明確雇主責任，避免管理缺位。

要突破參保、繳費、認定等難點。當前已有部分地區放寬參保戶籍限制，以方便更多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在繳費基數的確定方面，應該針對不同行業風險特點及其已有的保障機制（如已參加商業保險），設定合理的繳費費率，也可參考建筑行業按總報價計算的經驗，對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采取按“單”結算的方式進行繳費核算。在工傷認定方面，可參考勞動過程理論，進行工作過程認定。

最終保障的實現，離不開經辦力量的提升，或可考慮“以平臺對平臺”的方式，建立社保信息平臺，用信息化手段應對信息時代的挑戰。另外，有必要將保障適當延伸到工傷康復和工傷預防及救助等領域，為建立更為完善的保障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