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辛亥革命110周年看歷史的必然選擇

永不移易的愛國心

訪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韓毓海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一角。（資料圖片）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同華報道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

當時的中國面臨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記者：晚清中國開始走向衰敗，我們可以從哪個角度，來分析當時內憂外患重重交織下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

韓毓海：談辛亥革命，自然離不開晚清。因為從1840年到1911年，70多年的時間是絕對不能無視的，而且正是1840年，成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當我們從政治的角度去觀察晚清社會狀況之時，會很痛切地發現：國家與基層相脫離、精英階級與現實政治和民眾相脫離、行政政策與實際相脫離、財政與生產和民生相脫離，這便是清末中國國家能力持續衰微的癥結所在。

一言以蔽之，就是當時的國家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出現了大問題，導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嚴重衰微，于是對內不能有效治理，對外不能御敵自立。

當然，這也是歷代政治家所要努力克服的“癥候”，也可以說是歷代“變法”、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官員及其來源士大夫階級，因空談“天理”、沉溺“虛文”而脫離了“時勢”與基層，鑄成以“空言”代替實際之行政低效率乃至無效率，勢必導致中國社會的“兩張皮”結構。

所以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制度”與“行政”脫節，導致嚴重形式主義，“國家權力不下鄉”。

我們常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指中國共產黨乃是通過從基層出發，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重建了現代中國。

中國共產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理想遠大是我們的獨特優勢，紀律嚴明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就解決了孫中山指出的“一盤散沙”的無序原子狀態，當全體國民的意識被集中起來，上下一條心、擰成一股繩，有了統一的目標和崇高的理想，就會形成龐大無比的合力，高奏凱歌還。

舉世聞名的長征既是發動群眾的宣傳隊、也是組織群眾的播種機；抗戰勝利靠的是“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人民戰爭汪洋大海；新中國成立伊始，在黃金、外幣都被國民黨運走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成功發行中國歷史上第一種信用貨幣“人民幣”，靠的就是人民群眾對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空前信任。

現在我們的經濟持續發展，說到底是因為全國人民對未來有希冀、有夢想，相信未來一定會更好，而這種“目標優勢”、“信心優勢”，是我們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動力和保證。

辛亥革命深刻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

記者：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首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封建帝制”。我們怎樣理解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人民前進道路上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韓毓海：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高度地評價了孫中山的一生。他說孫中山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強調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豐功偉績。“孫中山是一個謙虛的人。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方面，知道他是很謙虛的。”“他全心全意地為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回望從1840年以來的歷史，有無數的仁人志士在尋求克服危機的方案、探索救國救民之策。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發起的“洋務運動”，其實就是面對國運頹衰而進行的自救運動、自強運動。

但是終究無補于將傾的封建大廈。李鴻章“一生風雨裱糊匠”：“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洋務派自認為可以支吾對付，所以反對維新派的變法，維新百日而歿。后來孫中山上書給李鴻章，他本以為辦洋務而開明的李鴻章能夠支持他的救國良策，但李鴻章“藉辭軍務匆忙，拒絕延見。”

晚清的有識之士如洋務派者，恰恰沒有意識到晚清面對的不是小小風雨，而是由歐美堅船利炮裹挾蜂擁而來的海雨天風。

孫中山先生也正是因此看清了改良無濟于事、指望舊官僚體系實現自強也不可能，于是他毅然決然選擇了革命道路。

也就是說，革命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同時必須要記住，孫中山不僅是要革命，而且更要建設。他曾經對胡漢民說過這樣一番話：“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若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所以，后來孫中山與袁世凱會談時說，希望袁世凱當大總統后十年之內可以練十萬精兵，他自己則在十年之內建造出二十萬里鐵路。

我們從孫中山先生的著作《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也可以讀出他為國為民的這份心境。

所以，我們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孫中山先生，首先就是要學習以他們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為國為民的愛國主義。

關于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我們在相關文獻中都能讀到，作為后人，我們首先應該著眼的是學習其偉大歷史意義，進而繼承前人的革命精神，繼續前進。

正如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辛亥革命一掃封建帝制和依附于封建帝制的種種丑惡制度，帶來了新的氣象，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局面，為探索國富民強的道路打開了新的思想境界。

民主共和意識的積聚，大大促進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經濟的發展，加速了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打開了中國通向現代化的閘門，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掃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礙、準備了思想條件。

百年風雨百年潮，我們就是要在來龍與去脈、往古與來今中思考我們腳下的路和眼前的天，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合格答卷。

一位國民黨的元老毅然決然選擇了信仰共產主義

記者：在經歷了歷史大浪淘沙的洗滌之后，革命和建設的使命落在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回顧當時的歷史，我們怎樣理解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

韓毓海：這是一個深刻的命題，也是一個值得所有人認真研究、思考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一個人講起——新中國成立后，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7年之久的吳玉章。

1938年底，在與蔣介石會面時，蔣介石對吳玉章說：你是老同盟會、國民黨的老前輩，還是回到國民黨來吧。吳玉章回答：我加入共產黨是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深知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對于這一點，我是不動搖的，決不會二三其德、毫無氣節的！

吳玉章，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稱為“延安五老”。吳玉章從參加同盟會到參加中國共產黨，從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到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可謂閱盡風云、革命一生。

作為國民黨的元老，吳玉章在面對種種困惑之后，毅然決然選擇了信仰共產主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年他已經四十六歲。

用吳老自己的話說：“當時中國革命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革命實踐的發展使我日益明確地感覺到舊民主主義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發生給我啟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徑。”

四十六歲之前，吳玉章一直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進，從少年時代獲悉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起，就為國家的憂患而焦慮奔走、尋尋覓覓。“我們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尋找一條出路。許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為此而獻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運動以前，還沒有找到一條光明出路。”

吳玉章終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武器一經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立即發揮出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在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我才能夠通過自己的具體歷程完成個人思想上的革命轉變，參加了共產黨，從一個民主革命者變成了共產主義者”。

吳玉章的經歷就非常生動地告訴我們，中國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

在這里，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一句：沒有經受過挫折與犧牲的道路不是偉大的道路；沒有遭受過懷疑和質問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

歷史前進、社會發展是有其內在規律的，中國共產黨經過無數次的流血犧牲、無數人的前仆后繼深刻地認識、順應、掌握了其規律，所以稱為歷史的必然。這是任何一位有著科學認知和社會常識的人，都能理解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絕境中開辟出前無古人的中國道路來，之所以在傳統社會窮途末路之際絕處逢生再造一個輝煌燦爛、繼往開來的新文明，之所以能夠擊潰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帝國主義武力，就在于順應了歷史潮流，成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人心之所向。

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理想，與中華民族的人間正道——“世界大同”高度契合，方才使得中國共產黨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的大地中生根、開花、結果，以中國為舞臺，改造世界，以天地為棋局，扭轉不公正、不平等的人間秩序，成為中華民族奮力前行的旗幟。

歷史的發展將證明：在未來的一個乃至若干世紀之中，人類將不斷見證和體認這一偉大的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