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路位于西安城墻內的東南一隅，道路雖然窄小，卻載滿了歷史的厚重。

關于建國路這一名稱的由來，《陜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記載：“建國路……清光緒年間稱為小差市，1952年改為現(xiàn)名。”但一些史學專家并不認同，因為在1947年的《陜西省西安市轄區(qū)一覽表》中已有建國路之名。專家認為“西安建國路是抗日戰(zhàn)爭時就存在的，應該源于《抗戰(zhàn)建國綱領》，這個綱領是西安事變后，國民黨放棄‘攘外必先安內’而新實行的指導全國抗戰(zhàn)的綱領性文件，其總口號是‘抗戰(zhàn)必勝，建國必成。’”

由此可見，這條老街與西安事變的發(fā)起以及和平解決，有著怎樣密切的關系。

1936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正是醞釀于此。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進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也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挽救了民族危亡。

6月11日，記者和西安市政協(xié)委員、西安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袁武振一起到建國路，來到西安事變紀念館（張學良將軍公館），追憶那段在歷史風云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往事。

這是一處雅致的院子，其中主體建筑是東、中、西三幢古樸的青磚小樓。從1935年10月到1937年2月，張學良和趙一荻女士、兒子張閭琳在此居住。

上午九點是張學良將軍公館開放的時間，在此之前，大門外已經擠滿了等待進入的參觀者。記者和袁武振委員隨著人流步入其中，作為西安事變研究的專家，工作人員對袁武振很熟悉，一見面就“袁教授”“袁教授”打起了招呼。

我們的追憶從紀念館內《歷史的轉折——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展廳開始。步入展廳，頭頂上高高懸掛著的幾條橫幅格外醒目，橫幅白底黑字，書寫著“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zhàn) 一致抗日”等標語。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三省，隨后又加緊進攻華北，妄圖霸占整個中國。”在行走中，袁武振對西安事變爆發(fā)的背景娓娓道來。“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危難關頭，蔣介石仍舊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并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領所屬東北軍、十七路軍加緊‘剿共’。”

“同時，蔣介石對張、楊很不放心，除調集嫡系部隊至豫、陜邊境，壓迫張學良、楊虎城繼續(xù)進攻紅軍外，還于1936年10月間，專程飛到西安進行催逼。張學良、楊虎城力勸蔣介石聯(lián)共抗日，蔣介石加以拒絕。在此背景下，原本就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張學良、楊虎城受全國抗日運動高潮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影響，毅然發(fā)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

隨著講解員的講解，我們的思緒也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個清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帶領東北軍軍政人員來到楊虎城新城公館，以這里為臨時指揮部，指揮發(fā)動西安事變。當日6時許，東北軍一部包圍臨潼華清池，迅速解除了蔣介石衛(wèi)隊的武裝，沖進五間廳。但蔣介石在衛(wèi)士幫助下，越墻逃上驪山，躲進一個山洞里。東北軍展開搜山，于9時左右捉到了蔣介石并移送西安。同時，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迅速解除了蔣系武裝，在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陳誠、蔣鼎文、衛(wèi)立煌等國民黨軍政大員。

“張學良、楊虎城發(fā)動西安事變正是受到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影響。”袁武振停下腳步，補充道。“面對日益加劇的民族危機，此前，中國共產黨發(fā)表了著名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隨后又在瓦窯堡會議上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受該政策感召，奉命來‘圍剿’紅軍的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率先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zhàn)協(xié)定。”

西安事變發(fā)生的當天，張學良、楊虎城聯(lián)合通電全國，提出了改組政府、停止內戰(zhàn)等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同時，張學良、楊虎城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抗日聯(lián)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陜西省黨部，成立民眾指導委員會。一時間，西安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

然而，南京國民政府卻絲毫不理會張學良、楊虎城的政治主張。1936年12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并調遣大批國民黨中央軍開進潼關，派飛機轟炸渭南縣城和赤水車站，甚至揚言要轟炸西安。雙方劍拔弩張，大規(guī)模內戰(zhàn)一觸即發(fā)。

“中共中央仔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2月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到達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懇切會談，并接見各方人士，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袁武振說。

在張學良將軍公館的三幢小樓里，隨著講解員侯行敏的講解，我們走近了一個個動人心魄的瞬間。

“在這個小客廳里，1936年12月17日，周恩來和張學良就西安事變后的局勢進行長談，當日24時，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與張學良會談的情況。”

“這個會客室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接待重要客人并舉行重要會議的地方。1936年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在此召集東北軍高級將領緊急會議，宣布次日凌晨對蔣實行兵諫，并作出具體軍事部署。1936年，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南京方面宋美齡、宋子文在此舉行西安事變和平談判。”

袁武振說，“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斡旋于南京和西安兩方，最終達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協(xié)議，逼迫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zhàn)聯(lián)共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實現(xiàn)團結抗日，中國由此實現(xiàn)了從國內戰(zhàn)爭到全國抗戰(zhàn)的偉大轉變。毛澤東曾評價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zhàn)爭發(fā)動了”。

而在袁武振看來，西安事變還成功檢驗了我們黨統(tǒng)戰(zhàn)方針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中國共產黨面對危局，能沉著冷靜應對局勢變化，因勢利導，制定并實施切實有效的統(tǒng)戰(zhàn)方針，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發(fā)生與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立提供了保證，進一步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影響力，并贏得了各階級力量的支持和信任。”

不僅是張學良將軍公館，西安事變在西安城及周邊多處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包括楊虎城止園別墅、新城黃樓、五間廳、兵諫亭等舊址。

“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統(tǒng)戰(zhàn)方針對新時代統(tǒng)戰(zhàn)工作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和借鑒作用。”袁武振感慨地說，今天，要傳承和弘揚西安事變的愛國精神。西安事變的歷史充分說明，各階層、各黨派不管存在多大分歧，有多少歷史積怨，只要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義為重，都可以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團結起來、共同奮斗。當前，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要攜起手來，堅決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勢力及言行，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最終的目標是共同致力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要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發(fā)展成果，用心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走出張學良將軍公館，建國路上人流如織。和平、團結、繁榮，這一條街道不就是我們國家當前的縮影，不就是80多年前那些愛國志士的愿望所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