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理解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豐富內涵，是中國考古學繁榮發展的基本前提。我們可以從4個方面理解中國考古學的特色。

筑牢中國理論之基。考古學是一門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科學，具有鮮明的歷史學屬性。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唯物史觀也逐漸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1930年，郭沫若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融文獻記載、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于一體，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考古學界的代表性學者夏鼐和蘇秉琦都自覺地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倡導在正確史觀引導下，實現從“為考古而考古”到“為歷史而考古”的轉變。經過30多年的發展，到上個世紀80年代，“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社會歷史與民族文化相結合”，考古學的“中國學派”宣告成立。新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取得的重大成就充分證明唯物主義歷史觀是我們研究歷史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發現歷史和解釋歷史是考古學的基本職責，以史育人是考古學的重要使命，什么樣的史觀就會導致什么樣的歷史解釋和歷史書寫。廣大考古工作者只有不斷加強理論修養，不斷探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本學科材料的有機結合，才能構建起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的理論體系。

探索中國方法之用。經過幾代考古學者的工作實踐和不懈探索，中國考古學在田野發掘、年代測定、成分分析和文物保護等領域的技術手段不斷成熟規范，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考古學技術體系，諸如土遺址和有機質文物的發掘與保護技術在世界范圍內都處于領先地位，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以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基礎的田野發掘技術為例，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殷墟考古發掘中，以梁思永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者既充分借鑒西方考古地層學的長處，更從中國古代遺址的具體實踐出發，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發掘方法并傳承至今。在理論方法層面，以蘇秉琦、俞偉超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者以器物類型學分析為基礎，開創性地提出了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新時代的考古工作者要堅定學科自信，博采眾長，守正創新，圍繞“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的根本任務，大力開展學科交叉和學科整合研究，積極探索新技術新方法在本學科中的運用，特別是要在田野發掘技術、考古信息提取、文物成分分析、科技檢測手段、遺跡遺物保護、歷史場景復原以及考古歷史融合等關鍵領域不斷拓展和完善新方法。

凝練中國問題之核。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中國考古學者第一鏟就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1930年，受蔡元培、傅斯年的委派，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者”梁思永不遠千里，奔赴黑龍江齊齊哈爾市，發掘了新石器時代的昂昂溪遺址，命名了昂昂溪文化，在關鍵的時刻，用出土文物實證了東北地區的文化淵源。上個世紀70年代，隨著考古材料的大量累積，蘇秉琦提出中國考古學要聚焦“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重大問題。

身處“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了解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古國的發展脈絡和歷史規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從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中尋找治國理政的智慧。考古工作者要立足田野一線，通過對考古材料的深入理解，凝練重要問題，做關乎民族復興和文化自信的學問，當識大體、陳大義、有關懷、能擔當的學者，把考古學建設成視野寬廣、格局宏闊的學科。

闡釋中國文明之美。人類文明充滿了多樣性，每一種文明都誕生于特定的時空背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傳統，散發著獨特的文化魅力。考古研究表明，誕生在世界東方的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是人類文明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在歷經文化譜系構建和古史重建之后，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重心必然要轉向文明闡釋的主戰場——“凝練文明基因，闡發傳統價值，厚植文化自信，助力民族復興”是新時代中國考古學的重要使命。

考古學者要善于運用考古學的手段，科學挖掘蘊含在中華文明瑰寶中的優秀文化基因，深入研究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準確把握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人類文明中的重大貢獻，深刻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傳統，推動人類文明走向“美美與共”。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