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限于戶籍制度和緊缺的公辦教育資源，一些隨遷子女遷徙到父母打工地周邊的中小城市就近入學——

離城不回鄉 流動又留守 再遷兒童路在何方？

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受限于戶籍制度和緊缺的公辦教育資源，一些隨遷子女無法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他們中相當一部分離城不回鄉，轉而遷徙到超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就近入學。這種新的流動形式，正在隨著新型城鎮化下中小城市相對寬松的落戶政策與面向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產業的興起而得以發展。專家認為，再遷兒童這種教育新模式帶來了新的區域發展路徑的可能性。同時呼吁，流入地要提升對流動兒童的公共服務。

對于家住北京的12歲女孩小雅來說，最熟悉的一趟火車是能開往家鄉安徽懷寧的K1071。每個月初休完月假，她都要乘坐該次列車，目的地卻并非故鄉，而是求學的地方——衡水。盡管沒有父母陪伴，3個小時的車程她也并不寂寞，同車的往往有四五百名在這座小城就讀的孩子。

這些每月像候鳥一樣往返于北京和周邊城市的孩子，被稱為再遷兒童。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受限于戶籍制度和緊缺的公辦教育資源，一些流動人口的隨遷子女無法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他們中相當一部分離城不回鄉，轉而遷徙到超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就近入學。這種新的流動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工群體經濟實力和教育意愿的提升，正在隨著新型城鎮化下中小城市相對寬松的落戶政策與面向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產業的興起而得以發展。

“比讓孩子當留守兒童強得多”

衡水距離北京270公里，這段距離對小雅一家來說，既近且遠。“一家人一個月能團聚幾天，已經很不錯了，比讓孩子回老家當留守兒童強得多。不過，孩子這么小就住寄宿學校，做家長的也很心疼。”接受采訪時，小雅的媽媽不時向記者展示小雅在學校的生活照片，“您看這孩子多棒，衣服自己會洗，小辮都能梳得整整齊齊。”

小雅的父母在北京西四環一個農貿市場擺攤賣菜十余年，小有積蓄。小雅順利地在北京讀了三年雙語幼兒園，然而，到了該上小學時一家人卻犯了難，小雅父母沒有北京房產，其靈活就業的身份也沒有繳納社保，沒有公辦學校的入學資格。反復權衡之后，他們決定送孩子去衡水讀民辦學校，為此付出的是上學一年兩萬元左右的花費，一家人一個月才有幾日的團聚。

在這個農貿市場，有五六家攤主的孩子都在北京周邊讀中小學。做水果生意的王學軍是小雅爸爸佩服的那種“有眼光的人”，他在河北出臺限制購房落戶政策之前就在涿州買了房子，孩子得以就讀那里的公立學校；有幾位沒有購置房產的家庭的孩子，則是像小雅一樣選擇民辦學校。

近些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實施人口疏解政策，接收流動兒童就讀的打工子弟學校數量銳減。與此同時，沒有本地戶籍的孩子讀公立學校的條件要求日益嚴格，很多適齡流動兒童被擋在公立學校的門檻之外。以北京為例，2013年，北京市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學生人數為47.31萬，2018年只有34.26萬。

除了讓孩子回鄉，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家庭子女教育還會有什么樣的抉擇？隨著農民工群體經濟實力和教育意愿的提升，不少人做出和小雅一家同樣的決定：離城不回鄉，在流入地周邊城市就近讀書。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講座教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韓嘉玲對記者講道：“到其他城市的再遷兒童，他們兼具著流動和留守的雙重身份。”

“環城市教育帶”在興起

能夠像王學軍一樣落戶涿州等中小城市的畢竟是少數，隨著北京周邊地區先后出臺了限制購房落戶政策，在這些地方入讀公辦學校的門檻抬高，催生了一批專門面向再遷兒童的民辦寄宿制學校，也帶動了相應民辦教育產業的發展。

近日，記者以家長身份咨詢涿州經雅(化名)學校招生情況，招生負責人熱情地介紹，學校一學期收費8500元，寄宿制學校對于學生要求嚴格，兩周休息一次。為了打消家長的顧慮，該負責人還介紹：“學生在這里讀書，只要有涿州居住證，就能直接參加中考和高考。”

衡水明光(化名)學校招生人員則對記者表示，學校每月休四天假，管理嚴格。至于將來高考，只要把孩子戶口落在當地派出所集體戶上就可以。

如今，在北京周邊已經形成了以河北的燕郊、涿州、霸州、廊坊甚至更遠一些的衡水為中心的“環城市教育帶”。這些地方民辦中小學招生簡章中，基本都明確標明“不限戶籍”，有的還會特別強調“專為來京務工子女解決上學難而承辦”。多數民校像經雅學校一樣實行封閉式寄宿制管理，校方不僅承擔教育責任，還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監管角色。如在一些學校，學生只要出門感應器就會發送短信到父母手機；小雅所在的學校，往返車票都是學校老師負責購買，還有學校提供專車接送，為學生“回北京”及“回河北”提供交通支持。

韓嘉玲帶領的研究團隊對“環城市教育帶”調研發現，全日制住宿服務、入學門檻低、就讀靈活，這些民辦教育機構通過服務無法在北京繼續就學的流動兒童而得到快速發展。雖然在教育資源、師資力量以及就讀成本上，與北京學校、當地公立學校相比有所差距，但也的確為流動人口子女的就讀提供了備用選擇。

應探索新型社會政策的可能性

“寧可加大投入，也要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小雅爸爸道出了不少送孩子到北京周邊城市上學的農民工家長的初衷。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楊團告訴記者，正是看到了這種隨遷兒童離城不返鄉、就近城鎮化的社會需求，市場自發、主動形成了一條滿足需求的供應鏈，也許這個供應鏈還沒有太規范化，但是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問題。

楊團認為：“一個區域能夠以教育、醫療、城鄉融合的公共服務的提供帶動區域向上攀升，讓社會的發展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實際上這種攀升也是可以帶動經濟的。”再遷兒童這種教育新模式帶來了新的區域發展路徑的可能性，應該就此進行深入調查，以探討和當地政府共同開發新型社會政策的可能性。

面向農民工子女的市場化教育產業，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兒童城市間流動帶來的照顧、居住、教育上的需求，但是就近城鎮化的民辦教育也給流動兒童家庭帶來不小的經濟壓力。記者咨詢多所北京周邊民辦學校獲悉，這些學校的收費基本在8000元~1.2萬元不等。

韓嘉玲認為，原應由國家所承擔的、具有兜底性質的公共教育服務提供，如今轉為個體向市場購買。這給農民工家庭帶來額外的經濟負擔，加劇了農民工家庭在大城市生活的脆弱性。“應該對教育產業化保持警惕，流動兒童應該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不能因為其流動而不得不承擔過重的經濟負擔。”

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該如何解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多位專家呼吁，流入地要有對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與擔當，擴大學位供給，簡化入學程序，同時，加強信息公開與數據共享，更精準地提升流動兒童的公共服務。在實踐中，還有一些城市采取了政府向民辦學校購買服務的辦法。如深圳市政府2019年購買了30萬個學位，比前一年增加了9萬個學位。

韓嘉玲認為，推進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與破除城鄉二元體制，雖很難一蹴而就，但勢在必行。期待未來，流動人口家庭可以在其流入地充分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