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總是半夜醒來，然后想著許許多多有關黃河、草原的人和事，以及牧場和常駐牧場的朋友們。心里往往糾結一件事情：環境與生存，活著與如何更好地活著。”在“代后記”《行走：真相與想象》里，我們看到作者依舊“思考于命運流轉不息的草原上……空間的浩大與個人的渺小對峙，文化的凝滯與生生不息的牧草牛羊對應……字里行間充溢著一種頑強的生命張力和粗獷、隱忍的沉郁之風”（竇萬儒《愛與痛交織的祭臺》）。面對“環境與生存，活著與更好地活著”的雙重矛盾，“我們能夠堅守的還有什么？”每個人都有一個最本真的自我，如同每一條河流都有一個源頭。這一追問，問出了作家的良知、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愛之深，憂之重。“在各種生活的迫使、各種欲念的引誘以及各種矛盾的驅使下，深藏心靈的所有惡念會被無限制地放大。”《早春的阿萬倉》從當智草原打井寫起：“黃河幾乎貫穿了瑪曲大大小小的鄉鎮……瑪曲一些地方的牧民守著濕地卻沒水吃”，“大片大片的草原已經開始沙化，碧綠如茵的草灘也開始出現花白，遭到破壞的植被露出卷曲的根須……”而草原沙化，“大概也只有和挖冬蟲夏草，以及挖秦艽、紅參之類的藥材有關。”非虛構作品的魅力之處，就在于對真相的挖掘。追根溯源，“草原承包到每個牧戶”，人們“失去了共同保護草原”的意識，“尋找很快富裕起來的方法或捷徑”：“每年的三四月總有數不清的身影”“將身體交付于草地，以一種苦難的姿態換回草原的恩賜。”而正如王小忠所問：“這樣的恩賜真能讓我們得到富裕？”當頭棒喝，幾人懂得？

自然文學大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他的著作《沙鄉年鑒》中，創造了一種新的倫理學——土地倫理學。他認為，我們的行為如果尊重所有生命和自然界，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時，它是正確的；否則它就是錯誤的；人只是大地共同體的一個成員，而不是土地的統治者，我們需要尊重土地，尊重自然。

而在《黃河源筆記》中，“眾多瞬間飛逝的想法和思考，個體并不能銷魂蝕骨地感受到，或者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來，具體的現實生活也不允許我們停留在細微的感知與夸張的想象上”。作者說他“經常做些奇怪的夢，要么在草原上縱馬馳騁，要么在黃河岸邊淺酌低吟”，他的夢一直緊緊連著草原和黃河。從《遙遠的香巴拉》到《冰河封凍歐拉》，“我們每天都經歷眾多不同的事情，但每個人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卻又是那么的不同。”回歸自然深處是一件好事，但是好處在哪兒？香巴拉“的確十分優美，也完全符合或具備追求田園牧歌般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理念”，但“人畢竟是社會的人，誰也做不到徹底地逃離或反叛”。因此，“遙遠處的草原朦朧一片，眼前更是一團迷霧，看來繁華熱鬧的歐拉只能留在想象中了。”身處“荒涼和蕭索，加之暮色，心里禁不住害怕起來”。

沉迷于自然的魅力，也有可能恐懼于自然的威嚴。那么，我們是要保持這份敬畏呢，還是因為自卑而走向欲圖“征服自然”的無知？由此我們知道，所有的自大者，必然自卑……

正如作者所言：“對沒有深入或未曾有過草原生活的人來說，草原的確美麗遼闊，因而其筆下的文字無不沾染華麗。這樣的敘寫可能會帶給我們一個理解上的誤區，這樣的誤區也可能使大家丟失生活進而沉迷于虛構。對于真正意義上的作家而言，他必定會有所堅守。惟其一點是我們必須認識清楚的，那就是為了什么而堅守的問題。”故而《黃河拐彎處》并不是刻意或偶然而為，寫的正是作者在甘南草原生活多年來的真實感受。非虛構寫作的核心特質正是這種真實性，真實性意味著最大限度的客觀真實。從《佛珠的故事》到《歐拉秀瑪紀行》，作者突破了固有的“詩意想象”與“旅游美學”對草原真實生存狀態的遮蔽，使我們直接感受到天地之間的浩渺、自然的創傷。

蕾切爾·卡森在《寂靜的春天》中告訴我們，只有認真地對待自然的力量，并小心翼翼地設法將這種力量引導到對人類有益的軌道上來，我們才能希望在自然和人類之間形成一種合理的協調。我們，只是自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