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考古出土的豐富的音樂文化遺存可以探討音樂史、樂器史乃至禮樂文化。“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則蕩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內。”無論是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還是五谷豐登的農耕文明，人們都有著對“樂”的美好向往，樂器的發展演變反映了不同時代的物質狀態與人們的精神世界。

距今4000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了一例我國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紅銅鑄就的銅鈴。銅鈴為菱形，頂部鉆有一懸舌孔，內壁厚薄不均，體表附有很清晰的紡織物紋痕跡。在偃師二里頭遺址先后也有4只銅鈴出土。出土的銅鈴均為青銅鑄造，體形較小，器壁較薄，鈴體上窄下寬，橫斷面為合瓦形鈴體，一側有扉棱。這些銅鈴出土時，鈴體皆被數層織物包裹，鈴舌為玉質，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銅鈴腔內。鈴、舌金玉相配，可見在當時為較為珍貴的物品。從形制上看，二里頭銅鈴的合瓦形鈴體繼承了中原地區古樂器陶鈴的橢圓體，作為中國合瓦形銅鐘形制的先源，奠定了商周青銅樂器造型的基礎。

在商代，樂器逐漸增多，考古學家考證，殷墟出土樂器，包括塤這樣的氣鳴類樂器，磬、鈴、缶等體鳴類樂器，以及陶鼓等膜鳴類樂器。塤是中國特有的吹奏樂器，音色悠遠圓潤。最早的塤是7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陶塤，只有吹孔沒有音孔。到了商代，塤發展為五音孔，可以吹出7個音。婦好墓出土了3件陶塤。商代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當屬銅鐃的出現。銅鐃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宮廷中地位顯赫的禮儀樂器。婦好墓出土的5個一組的編鐃，即為年代最早、件數最多、斷代最為可靠的一例。它們和陶塤、石磬一起，應該是相對固定的組合。

“器以藏禮，禮以行義”。周樂已經相當完備，以五聲八音為樂。五聲為音階，即宮、商、角、徵、羽；八音為器樂之分類，即塤、笙、鼓、管、弦、磬、鐘、柷等。西周早期的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了包括1件镈鐘和4件甬鐘在內的5件編鐘，算是西周早期出土編鐘件數最多的。而到戰國早期的曾侯乙編鐘，氣勢宏偉到65件編鐘編成8組，懸掛在3層鐘架上，全套編鐘總重量2.5噸，同時出土的還有編磬、琴、瑟、排簫、竹篪等共9種125件樂器，可以推測那時的音樂有多么發達。在馬王堆漢墓中也出土了非常多的樂器，包括二十五弦的瑟和“濫竽充數”的竽。

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將箜篌、五弦琵琶等樂器帶入中原。公元4世紀初開始在中原出現的天竺樂，以及沮渠蒙遜、呂光等人攻入涼州而流行的龜茲樂，與當地音樂相融形成西涼樂傳入。后魏武帝再征西域，又促使安國樂及疏勒樂傳入，使得這些胡樂在中原大為盛行。當隋再次統一后，宮廷雅樂得以重建，胡樂隨之迅速發展。盛唐時期融合多個國家與民族的十部伎宮廷燕樂完成。而五弦琵琶作為西域樂中的代表性樂器，為中原音樂帶來了新的血液。

五弦琵琶亦稱“胡琵琶”或“龜茲琵琶”，現唯一存世的五弦琵琶實物為日本奈良正倉院北倉收藏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這件琵琶周身以紫檀鑲嵌螺鈿玳瑁團花紋樣，面板鑲嵌騎駝胡樂人物圖，其間裝飾飛鳥芭蕉，唐風浩蕩，華美異常。這件由大唐傳入日本的珍貴寶物不僅是絲路東端終點的見證，更是隋唐音樂史的又一巔峰之作。敦煌莫高窟盛唐172窟主室南壁觀無量壽經變壁畫上側有表現天宮“不鼓自鳴”的場景，萬千寶珠化作天宮樂器，在漫天祥云之間自彈妙音。值得注意的是，這幅壁畫分別繪有五弦與四弦琵琶，可見當時兩種樂器在樂部中的作用各不相同。

隨著宋代“三禮”的復興，宋徽宗效仿周公，在培養宮廷藝術的同時，也將“禮樂”崇古推為文人新的精神追求。大晟編鐘是宋徽宗以崇寧三年應天府崇福院內所出六枚春秋宋公戌鐘為藍本，命大司樂劉昺仿制大晟編鐘并復興上古雅樂。宋徽宗認為這套編鐘的出世是“于受命之邦出為太平之符者”，便依古鐘式樣，命鑄瀉務精心鑄造編鐘12套，每套正聲12枚，中聲12枚，清聲4枚，共336枚，并在次年始造大晟樂。大晟編鐘自此成為北宋宮廷樂府“大晟府”之重器。

賈湖8000年前的骨笛、5000年前的陶塤、4000年前的銅鈴，安陽殷墟的編鐃，兩周時期的鐘鼓磬瑟、管簫琴笙，還有唐代的九霄環佩琴……下次如果參觀到博物館，不妨多關注一下那些穿越時空的古代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