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牢牢把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要努力優化農作物的營養結構，保障食物無污染，讓百姓吃得好、吃得放心，這些都有賴于土壤質量。可時至今日，這片土地肥沃與否，各種養分的豐缺如何，我們參考的數值有可能還是40年前的。另外，我們對具體地塊的土壤污染狀況更缺少詳盡的了解。不了解土壤質量，就無法在數字經濟時代，借助數字化手段對數字進行精準管理、實現生產與環境的平衡。”時至今日，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土壤學會名譽理事長周健民和土地已經打了38年交道。這一過程中，周健民嘗試利用每一個機會，呼吁開展第三次土壤普查和土壤動態調查的常態化。

“為什么如此執著？”雖然業界出于對周健民專業過硬的原因給了他一個“土地爺”的綽號，但在接受人民政協報記者采訪時，周健民給我們的感受是，他不會就土壤談土壤。在他看來，土壤里孕育著生命的活力，也同時決定了生產力水平和整個陸地生態系統的安全，說到底，土地普查不僅僅是農業問題、生態環保問題，而是影響經濟社會方方面面、帶有基礎性的根本問題。

為建立詳細土壤檔案，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曾進行過兩次土壤普查：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規模及采集的數據都非常有限，資料也不完整；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規模宏大，涵蓋了全國所有耕地土壤，資料齊全，其數據獲得廣泛應用。但由于歷史的原因，當時對土壤質量還沒有完整的認識，普查只關注土壤的基本屬性和肥力指標，沒有包括土壤的環境和健康指標。

在制定國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前，土壤學界都曾提出開展第三次土壤普查的建議，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

“現在距離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已過去了40年。40年來，農業生產方式由生產隊為基礎改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物布局由過去的計劃種植變成以市場為導向的多元化種植，肥料從以有機肥為主轉變成以化肥為主，除草劑和農藥用量也大幅增加；糧食生產總量從1978年的3048億公斤增至2019年的6638億公斤，化肥投入從1978年的800萬噸增至現在的5000多萬噸，農藥用量現在也達到30萬噸；40年來，也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最快的時期，大量的廢棄物和污染物排放到土壤。”在周健民看來，這些劇烈的變化，對土壤質量產生了深刻影響，原有的土壤普查數據已不能代表今天的土壤質量現狀，我們迫切需要了解土壤質量的變化情況，以便為土壤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提供可靠依據。

事實上，在第二次土壤普查后，農業農村部、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部都曾開展過較大規模的土壤資源調查，相繼實施了“測土配方施肥工程”“全國性多目標生態地球化學調查”和“全國土壤污染調查”等重大專項，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這些調查有著不同的目的，以各部門分頭來做，缺乏全鏈條的頂層設計。這也導致我國土壤質量狀況的家底目前來看仍然不清，對土壤質量演變過程、風險特征及其作用機制缺乏系統認知，土壤安全保障與提升集成技術匱乏。從國家土壤安全戰略需求考慮，我們亟須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的研發布局和協同創新，組織實施系統的土壤質量調查計劃，建立詳盡的土壤數字檔案，推動土壤科技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生產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強大科技支撐。”為此，周健民建議，應下決心將第三次土壤普查列入“十四五”規劃。

“摸清土壤家底的目的是因地制宜，根據土壤性質和肥力高低及污染情況，我們可以采用合適的利用措施，保障作物生產和環境安全。”在周健民看來，這件事已迫在眉睫，而新的土壤普查將涵蓋土壤質量的肥力指標、健康指標及環境指標，可為土壤利用帶來全面數字檔案；現在土壤快速監測技術日益成熟，利用第三次土壤普查數據可建立光譜數據庫，為今后土壤質量的快速監測和普查奠定基礎。

同時，要建立能協調各部門、各行業的土壤普查組織體系。

“新的土壤普查，要打破行政和行業壁壘，由國家統一建立一個組織委員會或領導小組，直接領導第三次土壤普查工作。建議領導小組由國家發改委或農業農村部牽頭，聯合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財政部及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參加，協調各部門和各行業，保障土壤普查的順利進行。”周健民進而建議，除了中央統一部署和投入外，也需要地方政府在部署和投入方面的支持，以及大量基層科研單位和科技人員的幫助。由于工作量巨大，耗時長，普查也可以分期分批進行，他建議各省區可根據條件分先后開展，按照統一標準相對獨立地完成土壤普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