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給民辦幼兒園的運轉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也給普惠政策的落地實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當此時艱,與疫共舞,民辦學前教育人作出了怎樣的回應?又有怎樣的思考和呼喚?

——編者

連線嘉賓(按采訪回應順序):

趙春梅 北京大愛思想研究院院長,山東省民辦學前教育協會會長,銀座幼教集團創始人

程 淮 幸福泉幼教機構創始人,中國發明協會學前創新教育分會會長

謝燕川 福建省政協委員,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學前教育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小金星國際教育集團創始人、董事長

疫情下的民辦學前教育如何突圍?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的4月15日,教育部辦公廳專門就各地做好疫情防控期間民辦幼兒園扶持工作發出通知。通知中強調:“各地教育行政部門要充分借鑒好經驗好做法,結合本地實際,統籌落實好財政補助、租金減免、稅費減免、金融支持等政策,研究制定民辦幼兒園階段性扶持政策,加大對民辦幼兒園特別是普惠性民辦園的支持力度。在做好階段性扶持工作的同時,要注重完善普惠性民辦園支持長效機制?！?/p>

教育在線周刊: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對行業有哪些影響?民辦學前教育目前生存狀況怎樣?

趙春梅:根據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2019年,全國民辦幼兒園入園幼兒總數為1688.22萬人,與2015年高峰期相比減少320萬人,總體下降15.96%;同期,民辦園總數量從2015年的22.37萬所增長到2019年的28.11萬所,增長25.7%。在我看來,民辦幼兒園的園所數量、行業占比在攀升,同時在園幼兒人數的占比卻在不斷下滑。一方面有更多的新園修起來了,另一方面在園的幼兒增速卻沒有跟上,在我看來,這說明,民辦幼兒園出現了“增速過快、結構失調”的問題和小規模的發展泡沫。也就是說,行業總規模不斷壯大,但行業增速正在快速下滑。

今年由于外部受新冠肺炎疫情、普惠園轉型、小區配套園治理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內部受入園幼兒人數的下滑趨勢與幼兒園總數量增加趨勢的重疊影響,民辦園面臨著在發展規?；蟮慕Y構矛盾與市場盤整。總的來看,民辦學前教育目前處在轉型發展的極度困難時期,主要表現是招生難,教師穩定性差,運營成本上升,辦園辦學壓力增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北京市對800余家普惠性幼兒園預撥付了10個多億的資金,幫助民辦幼兒園紓困,其他省市也紛紛出臺相應資金幫扶政策,確實在很多地方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但現在困擾民辦學前教育的深層次難題,特別是體制機制問題仍然存在,相比需求,撥款幫扶不夠平衡不夠充足,民辦幼兒園生存難以為繼,個別地方甚至還發生民辦幼兒園園長自殺的悲劇。另外,在很多地方,國家出臺的學前教育政策落實不力。據我所知,有的地方全省的學前教育工作僅由一兩人分管負責,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業問題如何調查清楚、行業發展如何保障?民辦幼兒園發展現在很需要“雪中送炭”。

教育在線周刊:無論是疫情還是政策調整,在重重壓力下,民辦學前教育人如何突圍?

程淮:政府政策、社會需求和自身努力,是一個行業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民辦教育促進法和學前教育法是兩部直接影響民辦學前教育發展的法律。特別是對即將出臺的學前教育法,我們充滿了期待。希望它不僅是學前教育事業的“保障法”,更是“促進法”。以質量求生存,以創新求發展,是民辦幼兒園的永恒命題。辦出特色和水平,是解決當前我國學前教育發展主要矛盾———從“有園上”(規模)到“上好園”(質量)的根本舉措,也是解決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基本途徑和必由之路。辦好學前教育必須既要遵循教育規律,又要遵循市場規律。而最大的市場規律就是以優質特色的教育服務,滿足社會選擇性的需求!不僅是營利性幼兒園,即使是普惠園,家長也會選擇,也存在著競爭。無論政策或市場如何變化,有一點是不會變的,就是人們對優質教育的追求!民辦幼教人必須自強不息,自身有所作為,有為才有位。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民辦幼兒園的運轉確實帶來了巨大的困難,也迫使民辦幼兒園舉辦者思考“后疫情時代”的生存發展問題。一是從教育的內容來看,在與疫共舞的常態下,我們要更加重視生命教育、健康教育和生態教育。要把保護兒童身心健康的教育放在這種大教育觀的視野下實踐,才能獲得人的畢生可持續發展。二是從教育的生態來看,我們要更加重視家庭教育。半年居家,家長自然成為幼兒園天然的教育同盟軍。要進一步建立幼兒園、家庭和社會教育共同體的新生態并不斷升級完善,這是剛需。三是從教育的平臺建設來看,我們會更加重視教育技術在學前教育中的應用。智能化教育技術將整合更多的線上和線下教育資源為教育服務,建立教育行政部門、幼兒園和教育技術企業的新型關系和協同發展平臺可能是一種新格局和新趨勢。四是從發展的方向來看,為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社會都會更加重視創新教育。以培養德才兼備的創新人才為宗旨的創新教育將成為主流教育,為從源頭上實現人才強國戰略,學前教育需要主動擔當和創新發展,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趙春梅:團結起來,走優質學前教育之路是根本。不論是公辦民辦之間還是民辦學前行業內,我始終認為競爭的目的是為了競合,民辦學前教育人要團結起來維護我國學前教育的聲譽,發揮機制優勢,互相助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民辦學前教育之路。讓全社會真正重視0—6歲這一兒童發展的黃金期,這影響的不僅僅是孩子們的一生,更關乎未來參與國家發展、國際競爭的一代又一代人的人口質量,影響的是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

從實踐講,第一,要在教育方法上推陳出新,主動創造。在教育對外開放的同時,教育的民族立場不能變。吸收西方教育的優秀方法,傳承我國學前教育的優秀經驗,培養現代中國的現代兒童;第二,教育水平影響生源數量,教師質量決定教育質量。無論什么樣的幼兒園,都必須重視教師、善待教師、培養教師,以優秀的教師,教育出優秀的兒童。第三,做好園所服務,贏得家長支持。

謝燕川:面對學前領域的競爭,民辦園應不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提高保教質量,辦出品質、辦出特色,小班化教學,多元化辦學。做到普惠的園所不普通,非普惠的園所滿足家長特別需求,從而以質量和特色求生存。

如何看待即將出臺的“學前教育法”?

隨著國家“民辦園轉普惠園”政策的推進,民辦幼兒園在管理體制、辦園機制、教師政策等方面面臨諸多問題,亟須專門法律予以規范和保障。2018年,學前教育法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2019年8月,教育部表示已初步形成學前教育法草案文本。據悉,2020年6月以來,先后有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北京師范大學等多家單位組織了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草案”)的專題研究和討論,學前教育法立法進程受到業內外廣泛關注。

教育在線周刊:“學前教育法”呼之欲出,大家如何看待這部即將出臺的法律對民辦學前教育的可能影響?

趙春梅:從我所接觸到的這份“草案”來看,這部法律有望回答目前民辦幼兒園發展中的幾個核心問題,如辦園體制、普惠概念、經費保障等,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們面臨的實際困難,總體來看有利于行業更加規范,保障民辦學前教育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不過,“草案”也對民辦園發展造成壓力。具體來說:

第一,“草案”進一步明確了地方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責任,明確了“公益普惠,政府主導、公辦民辦并舉”的整體導向。一方面,這是對民辦園社會價值和民生作用的充分肯定,有利于民辦園法律地位的確定和發展空間的提升,有利于糾正民辦園長期以來面對的社會偏見;另一方面,公辦園的大力發展,必將在事實上對民辦園形成巨大的生存壓力,倒逼民辦學前教育進一步辦出特色和質量。

第二,“草案”明確了“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概念。在堅持民辦教育促進法“營利與非營利”分類管理體制的基礎上,將“非營利性民辦幼兒園”中“接受財政經費補助或政府其他方式扶持、執行政府收費指導價”類型的幼兒園明確為“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并進一步明確指出“根據普惠性幼兒園的辦園成本,合理確定家庭分擔比例,其余部分納入財政預算,建立健全普惠性幼兒園的經費保障機制”。這有利于民辦幼教人作出適合自身轉型的選擇和發展規劃。

第三,“草案”規定“公辦幼兒園不得轉制為民辦幼兒園。公辦幼兒園不得舉辦或參與舉辦營利性民辦幼兒園和民辦教育機構”。這一條確保了公辦幼兒園的非營利性特征,避免了公辦園與營利性民辦園之間的不良競爭。但同時也留下了一個疑問:公辦園可以舉辦或參與舉辦非營利性民辦幼兒園嗎?建議予以明確。

第四,“草案”規定“實施加盟、連鎖行為的營利性民辦幼兒園應當取得省級優質幼兒園資質”,這一條的限制條件過高、可實施性不強,對優質民辦幼兒教育的傳播、發展不利。

謝燕川:我特別關注的是當前“草案”中未明確辦園人財產權益保護問題。目前,有的地方政府不遵守“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則,對轉普政策出臺之前已合法擁有居民住宅區幼兒園的房屋所有權的產權擁有方,采取強制無償移交產權的不合法措施,侵犯了投資人財產權益,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我的建議是在本法實施前,居民住宅區幼兒園的建筑物所有權不屬于政府所有的,如果地方政府要取得幼兒園的建筑物所有權舉辦成公辦或普惠幼兒園的,應采取置換、補償、征收的方式獲得。如果投資者不愿將投資資產變為捐獻資產,要在立法前給現有的民辦園投資者合理的補償及退出機制和退出時間。另外,在滿足居民住宅區配套公辦及普惠幼兒園設置的基礎上,地方政府根據住宅區人口分布狀況,合理設置營利性民辦幼兒園,以滿足公眾對高品質多元特色學前教育不同的入園需求。

其次是舉辦限制方面。全國各地財政情況不同,在缺乏編制教師、財政資金緊缺的情況下,在提高公辦幼兒園學位數、擴大公辦園的招生規模,政府資金的使用效率發揮社會價值的最大化,節約辦學成本的前提下,應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政府購買服務、托管運營普惠和公辦幼兒園。

第三是經費來源及管理方面。一是“草案”中經費來源及使用范圍定得過窄,不利于幼兒園實際運營。民辦幼兒園的舉辦經費來源是通過自我籌措資金和銀行及個人貸款的,所以,收取的費用除了支付老師的工資福利、行政費用之外,還應包括歸還投資貸款和支付利息。伙食費為?？顚Ｓ?更應明確使用范圍,以免造成幼兒園與主管部門和家長之間的矛盾糾紛。二是對于有使用政府資金的公辦幼兒園,更應該財務透明,公辦和普惠幼兒園要及時向政府遞交審計報告。對于沒有使用政府資金的營利性民辦幼兒園,應該允許按照辦學成本和市場調節自主收費,按公司法運營管理。

2018年11月,隨著《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若干意見》的印發,民辦園轉普惠園的大幕緩緩拉開,意見要求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兒童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原則上超過50%。由此可見,民辦普惠園的貢獻力不可小覷。

教育在線周刊:民辦園轉普惠園是近幾年來民辦學前教育發展中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當前在政策執行方面還有什么問題?

趙春梅:主要還是轉型后的經費保障不足。目前各省市基本出臺了民辦普惠性幼兒園的年度生均經費補助標準、獎補標準,但是,相對于民辦園巨大的投入、持續的經營壓力,現有的補貼標準普遍性不足,導致轉型后運轉困難,有的園所生存難以為繼,有的不得不降低辦學質量,還有部分經營者以漲價的方式向家長轉移經濟壓力,造成的這些壓力和矛盾由誰承擔?所以民辦幼兒園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市場經濟問題,已經上升為了一個社會宏觀管理問題,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政府不能不重視。

幼兒園的支出具有時效性,而政府經費的發放時間一般滯后于幼兒園的支出時間,所以幼兒園有大量的日常開支不得不采取墊支、借貸等方式進行,辦園人經濟壓力很大,并且難以長期為繼。因此,建議借鑒疫情期間許多地方政府的辦法,對普惠園的生均經費進行學期初發放、學期中監督、學期末審計,緩解幼兒園的日常經濟壓力。

謝燕川:現在突出和尖銳的問題和矛盾是:民辦園轉普惠、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過程中政策細則不明確,很多地方不尊重歷史和事實,未真正實現“一園一案”妥善解決。在執行中,一些基層地方政府為了短平快地實現80%普惠園和50%公辦園的目標,通過不予民辦幼兒園辦年審、不予民辦園辦理辦學許可證等方法,強制移交幼兒園辦成普惠或公辦幼兒園。這種簡單的“一刀切”式的做法,損害了投資辦學者權益,打擊了社會力量辦學積極性,也對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損害。

程淮:民辦園轉普惠園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本質上是為了保障教育的起點公平。而能否真正達成這一目標,關鍵是政府投入。需要建立科學的財政補助政策,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限價與扶持政策應有良好的匹配度:限價收費標準+政府補貼=普惠性民辦園良好運轉。這個公式的意義在于希望政府的扶持政策應當能使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舉辦者和從業者在自身努力的基礎上,能夠有尊嚴地工作并獲得事業成功和職業幸福。希望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臺更加詳細的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扶持政策的科學指導意見。

趙春梅、謝燕川:特別期待“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早日頒布。民辦教育促進法早在2016年就重新修訂并頒布了,其中規定對民辦學校實行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分類管理。但作為民辦教育的專項法律,其配套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一直沒有出臺,針對民辦園的管理、辦學、資產、分類登記、轉型過渡等具體的措施與辦法一直空缺。這導致民辦幼兒園轉型過程中缺乏具體的法條指導,僅靠現有的部門規章、規范,無法有效保證轉型的合法性、規范性。這是當前民辦學前教育問題叢生的一個重要癥結。

編后:

今年6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國務院2020年立法工作計劃》。其中“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已經由國務院辦公廳授權教育部起草,各項相關具體規定似呼之欲出,有望為廣大民辦幼兒園舉辦者提供明確的政策支持和權利保障。未來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