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疫情,中國留學生楊力藶,此時應該在英國牛津大學的校園里,準備博士畢業論文。

今年1月,楊力藶回到老家湖北恩施過年。疫情暴發后,因身處疫情高發區,無法返校。等到4、5月,國內疫情暫時平緩,國外疫情卻開始蔓延,“航班減少甚至停飛,返校希望依然渺茫”。直到目前,她仍然滯留家中,不得不線上學習。

盡管,中國留學生張舟并未回國,選擇留守英國布萊頓市的薩塞克斯大學,但他并不能安心學習,“英國前十例感染者,大部分來自這個城市”。

坐在教室聽課的日子寥寥可數,張舟還是控制不住地焦慮:不得不在課堂里最早戴上口罩;聯名中國留學生向學院申請線上教學;面對家人的回國勸說只能安撫,“畢竟路上也有風險”。

一邊是中國已經成長為全球第一大國際生源國,約150萬人身處海外學習和研究。另一邊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勢不可擋。8月24日,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數據顯示,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00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80萬例。

要么是擔心受到新冠肺炎病毒威脅,要么是擔心學業中斷前功盡棄,中國留學生面臨兩難處境。此時,有專家再次提出留學生轉學回國的建議,并給出了初步設想:“常青藤”對應985,州立高校對應211。

留學生轉學回國是否可行?到底該怎么轉?往哪里轉?記者進行了采訪調查。

復課返校困難重重,線上學習、休學借讀一一出現

在疫情最為嚴重的3月,紐約大學中國留學生郭子軒(化名)輾轉回國。

因為無法返校,在上了一段線上課程后,郭子軒決定休學一學期。“網課效率非常低,國外大學重視學生間的小組合作。如果只是線上開會,來自全球各國的同學,經常約不到一塊。”

眼看著國外疫情無法得到有效控制,以及考慮到兩國簽證政策的變化,郭子軒無奈表示,“可能下下個學期都不一定能回去”。于是,家人又催促起郭子軒繼續學業,只希望他“早點畢業”。如今,他又回到電腦前,開始上網課了。

轉到線上課堂或者選擇休學,郭子軒的兩個選擇,是疫情下國外大學提供的主要方案。

為了規避線上教學低效率等問題,美國高校開始與國內高校合作,推出“就近入學”項目。東北師范大學副教授李娟正在美國查普曼大學訪學。她向記者介紹,上海紐約大學近日宣布,2020年秋季學期,學校將迎來來自紐約大學和紐大阿布扎比校園的約3100名中國籍學生。他們將與原本上海紐約大學的1700名大學生在上海開啟新學期。

無獨有偶,康奈爾大學也宣布秋季學期計劃,并公布國際學生可以在全球十幾個國家的當地大學暫時學習。中國留學生由于疫情無法返校,可以申請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7所大陸高校借讀。

“采用‘借讀’方式的美國高校數量不超過30所。其中,很多高校與國內高校有著長期合作關系,或者本身就是分校的建制。”李娟說,“‘借讀’暫時解決一些問題,但也無法大面積推廣。因為,中美兩國之間大多數高校間,不具備學分互認的基礎。”

“隨著機票價格逐漸平穩,選擇返校上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可能會增加。”李娟給出判斷,即便能夠順利返校,中國留學生還面臨一個新問題,“因為疫情防控政策,很多美國高校的宿舍正在進行改造,由2人間改造成1人間。留學生返校后可能申請不到宿舍,不得不在外租房,這是他們應該考慮的經濟成本”。

超六成留美學生秋季無法返校,兩成考慮“回國讀書”

線上學習、休學或者借讀等辦法一一出現,留學生轉學回國的迫切性,還剩多少?

8月14日,有媒體發起《2020年疫情影響下中國留美學生現狀調查》,一周內回收14356份問卷。63%受訪者在秋季學期仍然無法返校,22%受訪者表示“正考慮回國讀書”。

接受記者采訪時,多名中國留學生均提及全國政協委員倪閩景在全國兩會時,提出的《解決境外高校留學生轉學回國完成學業的建議》。今年5月,該《建議》第一次將疫情對中國留學生群體的影響,擺到了公眾面前。

這份書面大會發言提出了三個具體建議:歸國留學生如果愿意去高職高專學習的,可采用免試入學的方式;對于希望轉入本科高校的學生,可啟用插班生考試政策;建立國外高校學業成績轉換機制。

最近,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總能接到電話,朋友的孩子在美國俄勒岡州留學,在疫情的威脅和網上學習中,家長對于孩子是否回國,“處于糾結狀態”。

于是,盧曉東開始著手研究這個問題。他發現,留學生轉學回國,“既有歷史根據,又有現實需求,也符合教育規律”。

2016年,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二十二條規定:學生一般應當在被錄取學校完成學業。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難、特別需要,無法繼續在本校學習或者不適應本校學習要求的,可以申請轉學。

在盧曉東看來,當前,由于疫情在某些國家、某些高校已經使得一些留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陷入了特殊困境,有些學生可能患病或面臨染病的巨大風險,或者家庭因疫情影響無法在經濟上支持孩子繼續留學。“理論上說,這些學生可以提出轉學國內高校的申請。”

“從教育史上看,轉學制度在我國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此外,盧曉東研究發現,“轉學同樣是美國高等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成熟的轉學制度的前提是學分互認,即承認在此前高校學生按照學分制度計算的學習經歷真實有效。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通常會在中國留學生獲得國外大學畢業證后,對畢業證的有效性進行審核、認證,也就是承認中國留學生在這些正規學校的整體留學經歷。”盧曉東就此設想,“為什么不能由國內高校分段認可留學生在國外大學所獲學分的有效性呢?比如,認可其在海外高校本科前兩年的學分,以在特殊情況下,方便留學生轉學回國。”

留學生意愿、學業匹配程度、高校實際容量等問題交織錯落

5月15日,在經歷國外口罩售罄,學校停課,回國機票“一票難求”,英國利物浦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楊怡(化名),回到老家浙江溫州。

一直以來,楊怡的父親對轉學回國的話題并不關心,一方面,孩子可以選擇去西交利物浦大學“借讀”。另一方面,他認為,轉回國內政策付諸實施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一定要實施,作為家長,我最為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往哪里轉,怎么轉?”

“能接受的底線是不低于自己的本科學校水平。花了那么多學費留學,為什么會轉回國內更差的學校呢?”郭子軒從中央財經大學本科畢業后就去了紐約大學,就讀經濟學專業。

“美國常青藤高校的學生可向‘985工程’高校提出轉學申請,州立高校學生可向‘211工程’高校提出轉學申請。”盧曉東給出這樣一個初步設想的對應關系,“總體上,要保證留學生境外原就讀高校的多樣性,能夠對應國內接納高校的多樣性,而不是一概而論,一刀切”。在具體操作上,可以采取進行統一轉學考試、插班生考試兩者并行的措施以保證公平。

記者采訪時發現,對于留學生轉學回國的建議,一所中外合作大學表示“愿意”接受轉回國內的留學生,但也坦言,“沒有相關政策支持”。從目前看,“學生回來之后,沒辦法正常注冊在教育部的學籍系統,也就意味著,他們轉回來就讀畢業后拿不到學位證”。

在牛津大學就讀教育學博士的楊力藶提醒記者,留學生轉學回國的這一建議,需要同時考慮學生的意愿、已完成學業與國內學業的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學業的匹配程度需要考慮到專業適配度、學業內容連貫性、學校層次的類似性、學業年限設置等因素。”

另一方面,國內大學也需要從招生計劃、學籍管理、學生補貼與經費劃撥等教學資源的實際容納能力出發,加以籌劃。“問題的復雜程度,將遠大于恢復眼下受疫情沖擊的教學秩序那么簡單。”楊力藶說。

自由轉學與教育公平如何平衡

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員人數就達66.21萬人,其中國家公派留學3.02萬人,單位公派3.56萬人,自費留學59.63萬人。

“留學生是人才。雖然未能在國外完成學業,但他們已經擁有一些明顯優勢,比如語言優勢、專業優勢。”在盧曉東看來,這些轉學申請者具有一定學術能力,“留學人才選擇回國,也能服務于國家建設。”

對此,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專家組成員陳志文提出了質疑。近些年來,出國留學完全變成一場經濟支撐下的更好教育的路徑選擇,而非優秀的才留學。“我不否認優秀的留學生群體的存在,甚至越來越多,但強調留學生的整體優秀,顯然有失偏頗,不能作為留學生自由轉學回國正當性的基礎。”

“大學轉學制度的確有存在的必要,在西方更是一個普遍的制度建設。”一般來說,主要是在二年級結束轉學,一年級比較少。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著名大學的轉學生占比都非常低,甚至不足2%,比如哈佛、普林斯頓等,有些年份一個轉學都沒有收。但是一般普通大學,比如一些州立大學,轉學率相對都比較高。陳志文提到,關鍵問題是中國高校的轉學制度理論上一直存在,但是實踐中極少出現,“原因就是國內轉學的申請條件嚴苛,其背后是對教育公平的把守”。

2015年,教育部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普通高等學校轉學工作的通知》,記者梳理發現,對于轉學原因只限于兩種,一個是因病,一個是特殊困難,比如父母需要就近照顧,或者導師身故無法繼續學業。

此外,在轉入學校上,《通知》也很明確:高考分數在當年不低于轉入學校,只能從高層次學校向低層次學校轉,比如說本科轉專科,211轉非211,985轉非985;研究生二區招生單位錄取學生可轉入一區招生單位,嚴禁“反向轉學”。

“因為手續煩瑣,國內高校間轉學的案例很少。換句話說,出于確保教育公平的要求,國內大學的轉學制度基本是‘束之高閣’。如果國內大學都不能自由轉學,那么,憑什么留學生可以自由轉學回國內呢?”

對于有人建議模仿國內“高轉低”的原則要求,或者進行插班生考試,吸納留學生轉學回國。陳志文認為“可以嘗試,但絕不能實施自由轉學制度,更不能采用申請審核制。”他認為,“在討論和建立留學生自由轉學回國之前,先要解決國內大學的自由轉學制度,至少要公平對待兩個群體。”(本報記者 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