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趕“急活”，一步對標典型村

高質量脫貧一直是各貧困地區追求的目標。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在脫貧攻堅最后沖刺階段，一些地方為迎接脫貧驗收，盲目拔高脫貧標準，有地方甚至用鄉村振興典型村的目標來要求扶貧干部。由此滋生出的一些怪象、暗藏的一些隱患，亟待嚴格遵照中央所定扶貧標準加以破解。

既要幫忙增收入，還要幫助搞衛生

“貧困戶家里不干凈要被批，家里漏水也要被批。”華南某駐村干部最近對半月談記者說，上級部門要求對已達到脫貧標準的貧困戶居家環境進行改善，但受貧困戶自身因素影響，工作很難推開。

一些貧困戶因為自身懶惰，不愿意搞衛生，工作組只能不斷動員這些貧困戶。有些貧困戶被動員了很多次，衛生環境沒有變化，還反倒一臉嫌棄，認為扶貧干部常去家里，打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除了打掃衛生，還得給貧困戶買家具。“不能走進貧困戶家里發現空蕩蕩的。這主要是為了響應領導的調研要求。”南方地區一位扶貧干部說，最近他們花了4萬多元幫村里貧困戶買床、買沙發、買碗柜，以提升貧困戶的家居生活環境。因扶貧資金不能隨便使用，這筆錢就從駐村工作隊的辦公經費和黨群經費中出。

在西部某省，農村飲水安全的標準是“1135”，即在水質可靠前提下，老百姓取水水平距離不超過1000米、垂直高度不超過100米，每人每天用水量不低于35升。

半月談記者在該省某縣了解到，當地屬高海拔山區，山高坡陡，許多地方找不到水源點，只有靠天吃水，因此建設小水窖是解決農村飲水安全問題的重要措施。其中某村目前有700多個小水窖，戶均在2個以上，能夠達到飲水安全標準。但村里最近又實施了一項城鄉供水鞏固提升工程，家家戶戶要通自來水。“本來編制的飲水補短板項目是今年一年實施的，但為了迎檢，領導要求半年做完。”項目負責人表示壓力很大，只求不被問責就行。

盲目對照、層層加碼

事實上，脫貧目標拔高，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之前貧困地區就出現過看病過度兜底等做法，引起上級部門高度重視。為什么脫貧攻堅收官之際，仍有不少地方出現拔高目標的現象？

“最近有相關部門到村里檢查，指出貧困戶家里衛生環境差、生活用品不全、廁所不達標，要求我們整改。”華南地區某扶貧干部說，有的檢查部門其實自己都沒有搞明白脫貧的標準是什么，只是拿著當地典型村的標準要求該村也要達到同樣標準。

這位扶貧干部介紹，因為一些特殊情況，這些典型村引來了更多的幫扶資金，早已遠超脫貧標準，有的甚至已達到鄉村振興典范標準。

今年受疫情影響，前期很多中小學生在家上網課。在中部某貧困縣，一些邊遠山區因為還沒有4G網絡信號或信號較弱，不少家長很有意見，“天天都在喊扶貧，連個網都沒弄好”。對此，一名干部回應，當地去年就已通過了省級脫貧攻堅考核評估，村級網絡是能夠達到脫貧驗收標準的，但與群眾期待還有差距，不過只要有投訴，政府都十分重視，努力協調運營商解決，“有時候翻山越嶺，只為給一兩家人拉光纖”。

此外，不少扶貧干部反映，目標拔高的背后，也有層層加碼的原因。“地方負責人拔高目標，是擔心目標定得低，基層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打折扣的情況，導致目標完成得不實。”一名扶貧干部分析。

高質量脫貧不能盲目拔高標準

“面對脫貧攻堅倒計時的緊迫壓力，一些地方干部心態過于急躁。”武陵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一位縣扶貧辦主任說，有的地方為出成績，想著一步到位，從而導致盲目拔高標準，甚至不惜打著脫貧攻堅旗號大舉借債。

部分扶貧干部分析認為，高脫貧目標，一定程度上是高質量脫貧的體現，但是不能不顧實際情況，盲目拔高，特別是將鄉村振興的目標愿景與脫貧攻堅考核簡單掛鉤。

西南地區某深度貧困縣駐村干部認為，脫貧標準就是“兩不愁三保障”，這是中央定的標準。但我們國家地域遼闊，要在緊扣國家標準、聚焦核心指標的前提下，量力而行。

具體而言，在有些深度貧困地區，本身有很多欠賬，要加大投入補齊短板，地方自身沒多少財力，只能確保“兩不愁三保障”達標；有的地方條件好一些，已經脫貧的，要繼續鞏固脫貧成效；還有些地方，有剩余幫扶資金的，可以再進一步，實施鄉村振興計劃。

不少扶貧干部認為，要按照“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口”要求，及時對重點對象實施救助，扶持措施也要動態監管，避免過度扶持和扶持不夠的問題。（記者 李雄鷹 向定杰）

2. 圖省事，公益崗成權宜計

就業扶貧信息員、體溫測量員、飲水安全管護員……在短期突擊式脫貧、圖簡便省事等心理作用下，一些地方開發出遠超需求、五花八門的扶貧公益崗。本該用于促進扶貧的好舉措，不能變為讓脫貧對象喪失脫貧志氣和積極性的昏招，須嚴禁扶貧公益崗簡單分發指標，或淪為“安排人”的權宜之計。

一個村有101個扶貧公益崗

西部某深度貧困縣目前對外宣稱有11989人在扶貧公益崗上就業。該縣有一個貧困村，全村貧困戶有189戶，貧困人口933人，設扶貧公益崗101個。

這些崗位基本都歸貧困戶，有綠化保潔員、信息聯絡員等就業援助崗位63人，護河員4人，護林員21人，管水員3人，醫療協管員2人，地災巡查員1人，護路員7人。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這些村扶貧公益崗每人每月工資從400元到1000元不等，資金主要是由幫扶單位提供。

“在這些崗位上的人中有一些是收入不穩定的貧困勞動者，像家里生病的，不能外出務工的。有的家庭可能夫妻兩個人都在扶貧公益崗就業。”當地某扶貧干部說，只要這些貧困戶的收入達到標準且穩定脫貧沒什么風險了，這個崗位就可以轉給其他人。“崗位是動態調整的，同一崗位不是一直都由一家人擔任，后續脫貧后，如果還有資金來源，這個扶貧公益崗還會提供。”

西南地區某村原本有11位保潔員，其中6位是貧困戶，他們負責村里的保潔衛生工作。按照上級要求，今年該村又增加了臨時扶貧公益崗。

這類崗位每3個月輪流一次，第一批3位貧困勞動者，第二批2位貧困勞動者，第三批3位貧困勞動者。“這些崗位實際意義并不是很大，因為村里保潔工作主要還是由原來的11位保潔員在做。”該村駐村干部說，這些臨時扶貧公益崗每人每月工資800元。

“我們會算收入賬，一旦有返貧風險，安排扶貧公益崗增收是一個重要途徑。”該村扶貧干部說。

旱澇保收，扶貧公益崗易滋生矛盾

由于“活少、責任輕、有收益”，一些地方的扶貧公益崗成“香餑餑”，甚至出現爭公益崗位的情況。某些深度貧困地區甚至將有勞動能力的大部分貧困群眾納入扶貧公益崗，搞“雨露均沾”。

西南某地駐村干部反映，該村扶貧公益崗數量主要是縣里下發的指導數，即使村里的事情不需要這么多扶貧公益崗，也不行。

“我們一般先私底下物色條件合適的貧困勞動者，讓他們到辦公室來談，而且會交代他們不要到處說。”該村駐村干部說，因為扶貧公益崗的指標有限，名額下來后分給誰就成了麻煩，處理不好就會在貧困戶之間造成矛盾。

此外，扶貧公益崗容易在貧困戶中助長等靠要思想。“很多村其實沒有那么多事情，一些貧困勞動者不干活也可以拿到錢。”一位扶貧干部說。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認為，部分地方的扶貧公益崗變了味，不僅沒有達到政策初衷，還滋生一些不好的苗頭。扶貧公益崗是一種兜底脫貧的措施，本沒有必要過多設置，因為旱澇保收的扶貧公益崗可能會使不少貧困戶成為一個特殊利益群體，到脫貧摘帽后，難以“動”這塊福利。

扶貧公益崗不能用于潛規則，不能分發了事

扶貧公益崗之所以趨于過濫，背后折射出一些地方短期突擊式脫貧心理。一些扶貧干部坦言，開發更多扶貧公益崗，不僅操作起來難度小，而且省時省事省心、見效快。

脫貧攻堅收官之際，一些地方已出現或者正在形成一種潛規則：不再將符合條件的村民新增為建檔立卡貧困戶，而是將他們作為村里邊緣戶對待，同時為他們安排了扶貧公益崗，“保障”他們有穩定收入。

一線扶貧干部認為，在設置扶貧公益崗時，不應只圖簡單省事、“分發指標”，而應根據實際需要，統籌各個崗位的職責，做到崗位設置合理、崗位責任明晰、村內治理有效的目標。

此外，針對在日常監管中容易出現“上不上班沒人管，干多干少都領錢”的情況，應加強對扶貧公益崗的日常管理，發揮其應有作用。（記者 向定杰 李雄鷹 楊靜）

3. 受沖擊，扶貧車間運行難

時下，由于受疫情沖擊，部分地區扶貧車間出現訂單不足和產品積壓問題，一些被村民寄予希望的扶貧車間或停工，或閑置，有的地方扶貧車間“命懸一線”。看到扶貧車間停工閑置，部分村民有點喪氣。在脫貧攻堅沖刺期的當口，這一直接影響脫貧攻堅收官成效的問題應引起重視。

“今年能夠活下去就是好事”

受疫情沖擊，一些扶貧車間訂單減少，尤其是承接外貿訂單的扶貧車間受沖擊較大，不同程度地出現停工和閑置情況。

中部某省有處扶貧車間面積達500平方米，帶動2戶貧困人口就業脫貧。半月談記者看到，20多名婦女正加工校服。“今年能夠活下去就是好事。”車間負責人表示，工人現在完成的是2019年簽訂的單子，今年訂單同比少了1/3。

另外一處作為產業扶貧就業幫扶基地的制衣廠負責人介紹，今年以來訂單不好接，利潤薄。目前，該制衣廠正在趕制一批童褲，用工10人左右，這遠低于宣傳欄寫的30人的用工規模。

一家入駐扶貧車間的某體育用品公司負責人關老板介紹，2019年企業入駐了5個扶貧車間，今年關掉了2個。由于外貿不暢，大批量的貨物積壓在義烏倉庫，企業正想辦法外貿轉內銷。

在關老板已關停的一處扶貧車間內，半月談記者看到，車間院內雜草叢生，垃圾遍地。加工設備全無，僅剩墻上掛著的扶貧標語。

中部某縣較早啟動扶貧車間建設，共投入1億多元建設扶貧車間107個。該縣扶貧辦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2019年年底以來，全縣閑置的扶貧車間有2個，35個扶貧車間受疫情影響停工。

扶貧車間盤活也困難

由于經營形勢堪憂，部分參與扶貧車間的企業負責人已“無心戀戰”，扶貧車間管理上也出現松懈苗頭。半月談記者在一處閑置的扶貧車間看到，易燃物品隨意擺放，電線亂扯亂接。

閑置的扶貧車間要想找人“接盤”，非容易之事。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部分閑置的扶貧車間選址在交通不便的貧困村，區位優勢差，產業抗風險能力低，盤活面臨困難。

一位扶貧車間的負責人坐在車間內，身后是大量閑置的縫紉機 馮大鵬 攝

中部某縣扶貧車間帶動就業5635人，其中貧困人口938人。而伴隨著用工量和用工時間減少，部分脫貧戶收入減少。有扶貧干部擔心，扶貧車間直接給貧困戶帶來收益，如果長期難以恢復正常經營，將直接影響到脫貧攻堅最后驗收的成效。

亟待以市場手段推進精細化管理

作為一種精準扶貧的模式，扶貧車間成為各地吸引貧困群體就業、穩定鞏固脫貧成果的重要載體。

然而，部分地方扶貧車間領域存在“重建設、輕管理”的傾向，有的縣尚未建立扶貧車間的市場化管理機制，主要靠行政手段管理扶貧車間中的市場問題，發展規劃和市場引導不足。

受訪基層干部認為，培育產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要順應市場經濟規律，敬畏“無形的手”，管好“有形的手”，學會行政和市場手段相結合的“兩條腿走路”。

同時，扶貧產業的選擇須因地制宜，不能脫離縣域經濟實際和當地特色，要把扶貧車間建在產業鏈或產業集群上，以增強抗風險能力。

伏牛山區某縣扶貧車間曾有一家電子企業入駐，因“水土不服”遷往縣城。地方政府研究后，決定依托當地綠竹資源，引進一家生產竹筒粽子的食品企業，產品供不應求。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縣建鄉管村有”是扶貧車間管理的一種方式。縣里將扶貧車間建好后，把扶貧車間產權移交給村，招商、安全生產、配套工程等由鄉鎮和村具體負責。

基層干部建議，充分考慮鄉鎮政府的實際能力，強化上級政府對鄉鎮扶貧產業的引導，細化對扶貧車間的管理。如招商應由縣級政府牽頭、全縣一盤棋，避免產業同質化和發展缺規劃等問題。（記者 孫清清 馮大鵬）

4. 求“包圓”，消費扶貧依賴癥

作為脫貧攻堅的重要手段，幫扶單位帶頭參與的消費扶貧切實推動了貧困地區產銷對接，給鄉親們的脫貧吃下了定心丸。然而，部分扶貧農產品過于依賴幫扶單位“包銷”，自身缺乏市場競爭能力，還可能被無良商家“薅羊毛”。全面脫貧在即，“照顧式”消費扶貧逐步退場，扶貧農產品銷售應創新思路，開拓穩脫貧需要的產品銷售之道。

500元慰問金=半斤茶葉？

“喏，500元的慰問金，只買回半斤茶葉，口感還很一般，家人沒一個愿意喝的。”中部一高校老師說，5月份工會為老師采購慰問品，選擇的是學校定點幫扶貧困地區的茶葉，“雖然大家都覺得價格虛高，但也都知道這是為了扶貧嘛……”

今年春節前，東部某公司為員工發放慰問套餐，采購自北方某貧困地區。有員工比價發現，套餐總價及其中多款農產品單價比市場價高出不少。例如2斤小米套餐價35元，某電商平臺售價19.8元；茶樹菇75元1斤，在網上買35元1斤。

機關企事業單位的福利采購，如今已是消費扶貧的重頭戲。很多有對口幫扶任務的單位，大家對慰問品的采購來源與組成更是熟悉到可以背出來。不過，有事業單位員工透露，一些扶貧農產品擺在網上的照片看著光鮮，自己領到手的外觀和質量卻和宣傳對不上：“唉，誰都知道這些農產品不要也得要，遇上質量問題也沒法退貨，就當獻愛心了吧。”

價高質次，甚至可能是“三無產品”，似乎已經是不少人心中對扶貧農產品的刻板印象。不過，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這樣的農產品，其實未必真是扶貧農產品。一些中間商鉆政策空子、薅扶貧羊毛的算盤，已經響了很久。

某電商平臺相關負責人表示，近年來扶貧農產品關注度高，幫扶單位采購量大，還有人專門買扶貧農產品獻愛心。正因其商機巨大，一些原本只賣普通農產品的商家也打起扶貧農產品的旗號，借此把價格定得更高，銷路還穩穩擴大。基層干部透露，做禮盒生意的商家尤其得利，庫存都趁此“良機”消化得差不多了。

華南一位駐村第一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其實扶貧農產品也沒有嚴格界定，有些商家拉上一兩個貧困戶入伙，或者從他們手中收購一點農產品，就敢大肆宣傳自家賣的都是扶貧農產品。

一方面是幫扶單位只能“愿打愿挨”，另一方面是無良商家可以“予取予求”，扶貧農產品銷售為何陷入“包銷”怪圈難以自拔？

鄉親的賺頭還不夠運費？

扶貧農產品到底是怎么得上“包銷依賴癥”的？半月談記者在基層聽到了干部群眾帶著苦楚的分析。

沒標準也沒渠道，著了中間商的“道”。西部某扶貧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部分貧困地區農業種植現代化、集約化水平低，農產品標準難以統一，加上深加工能力缺乏，產品在市場競爭中不占優勢，打不開銷售渠道，只能依賴中間商。

“再實惠的便宜貨，經過三四層中間商倒手，也成了‘天價貨’。”這位扶貧干部一語道破。

想外銷卻沒通道，收入沒有運費高。某電商平臺相關工作人員介紹，一些貧困地區有優質農產品，卻沒有良好的道路，好收成拉出去都犯愁，更別提冷鏈運輸物流調度了。就算磕磕絆絆運出去，時間、運費、損耗，都已搭進去不少。這也使得貧困地區無力在“包銷”之外蹚出自己的路。

今年春節前后，華南一名扶貧干部給內蒙古的朋友寄了一箱當地有名的貢柑，運費高達209元；后來又給浙江的同學寄了20斤貧困戶試種的奈李，運費花了146元。“要是鄉親們賣貨都像我一樣包郵，賺頭都不夠運費的！”回想起來，這名干部滿是無奈。

跟風種植特色少，上了電商也難搞。華北一名扶貧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不少貧困地區的農產品還是大路貨居多，到處都賣大米小米雜糧菌類，缺乏區分度，難以形成品牌。

某電商平臺相關負責人表示，如果貧困地區農產品打不出特色種植的旗號，就算上了電商平臺，也很難打開銷路。不過他也坦承，現在貧困地區青壯勞力外出務工的不少，留守田園的老年人也實在缺乏發展特色種植的條件。“商品同質化、價格又不親民，只能依靠平臺引流量、政府發補貼來維持銷量。”該負責人說。

轉思路才有真出路

全面脫貧收官在即，產業扶貧正是快馬加鞭之時。不過，專家提醒，即將脫貧和已經脫貧的貧困地區應盡早將產業扶貧的發展思路調整至市場頻道，在提升農產品附加值，打造農產品品牌方面下真功夫。

采訪中，多名扶貧干部認為，扶貧農產品認證體系規范化建設是一大急務。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目前相關部門已在推進該項工作，不過標準仍顯模糊。專家建議，為求貧困地區脫貧后仍可保有長久發展動力，可考慮將扶貧農產品認證與綠色農產品認證、有機農產品認證等體系對接，有效提升扶貧農產品信譽與美譽。

全國政協委員劉延云建議，政府應提供資金和政策傾斜，引導更多物流企業在貧困地區關鍵物流節點新建、改建現代化倉儲流通體系，提升物流能力，減少貧困地區生鮮農產品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有效提升品質和價格競爭力。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霍學喜建議，推廣“農戶+經銷商+消費者”超短供應鏈模式，促進生產者與消費者精準對接，在產地完成農產品集聚、分級、加工、包裝，并引導電商平臺進一步下沉，直接發貨至消費者。同時，還可以依托銷售地直營店、前置倉、融合體驗店等多元新渠道，將扶貧農產品推廣至更廣闊的消費者群體中間。

在扶貧產品展銷會上，扶貧企業代表（右）向采購者介紹扶貧農產品 陳鐘昊 攝

打破扶貧農產品“包銷”怪圈，技術因素要緊，人的因素同樣要緊。不少扶貧干部認為，摘帽之后的貧困地區首先要考慮千方百計引有能力有技術有資源的“新農人”返鄉，重塑鄉村發展生態，激活鄉村市場化發展前景，從種植技術培訓到銷售平臺技術，新型經營主體等鄉村穩脫貧新興力量的帶動作用不可小覷。（記者 鄭生竹 陸華東 李雄鷹）

5. 為迎檢，材料扶貧又抬頭

脫貧攻堅決戰，氣勢如虹。然而，有干部反映，在脫貧驗收壓力下，資料表格填寫占用了大量精力，“脫貧攻堅決勝咋成了資料決戰呢？”沖刺期須切實落實中央反形式主義的精神，真正讓扶貧干部將精力放在脫貧實效上，確保脫貧成色。

有新增，有重報，沒日沒夜填表格

華南某村有50多戶建檔立卡貧困戶，進入脫貧攻堅沖刺期后，該村第一書記明顯感到要填寫的資料比以前更多了。這名第一書記說，精準扶貧工作開始后，村里每一戶貧困戶都有一個不斷更新的建檔立卡幫扶記錄本，記錄本上對貧困戶家里的基本情況、幫扶措施等有清楚的記錄。但今年以來，上級單位要求針對貧困戶額外制作一張明白卡，且明白卡需要每月更新。

“明白卡上填寫得密密麻麻，主要是貧困戶的基本信息，還有采取的幫扶措施、收入情況及幫扶干部、幫扶單位等。”這名駐村第一書記說，剛開始沒有模板，每張卡一個小時都填不完，而且規則經常調整，導致明白卡的內容不斷變化。最近駐村干部很多精力都耗在明白卡上，50多戶就是50多張，熬了多次通宵才完成資料填寫。

這位扶貧干部反映，除了明白卡，還有更加“磨人”的扶貧信息系統需要不斷填寫，而且扶貧信息系統本身還不完善，在不斷修正，導致部分資料往往幾經填寫。

西部某地駐村干部反映，今年僅住房資料信息錄入，就有兩個App系統需要錄入，再加上去年的一個App系統，共有3個App系統需要錄入。“村里有200多戶貧困戶，干部只能沒日沒夜填寫，每天像打仗一樣。”

補材料、搞培訓，一切為了迎檢

為什么會如此？扶貧干部認為主要還是為了迎接驗收檢查做準備。

有扶貧干部認為，此前一些扶貧的資料臺賬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在國家第三方評估、普查前補充完善。但很多資料表冊之前已經做了，現在重復摸底、填報，導致人力、物力的浪費。

南方某村第一書記說，為了迎接最終的脫貧驗收，最近幾個月，該村一直在對近幾年各種扶貧項目的合規合法性進行審計巡查，有幫扶單位的審計部門到村里審計，也有當地政府組織的審計巡查等，主要就是為了查漏補缺。

西南地區某駐村工作隊隊長反映，一段時間以來，他們也在查漏補缺，完善各種資料，住房、醫療、教育、產業等資料，都要重新檢查一遍。僅飲水工程這塊，就包括安全飲水臺賬、運行記錄臺賬、管護臺賬、飲水安全明白卡等。

“審計巡查的時候，有很多非專業的人參與，他們只是照本宣科，但每一戶每一個人情況肯定不一樣，巡查之后就要被整改，整改就需要提供各種資料。”一名扶貧干部說，往往很多被整改的問題本身就不是問題，只因為巡查的人不太清楚扶貧工作。

此外，為了讓貧困戶在接受脫貧普查時能夠說明白這幾年享受的政策，一些地方正在進行貧困戶明白政策宣傳的培訓，而這些工作也需準備大量資料。

讓扶貧干部有更多精力投入實干

今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作風保證的通知》，明確提出既要嚴格控制向縣級以下發文的數量，又要精減基層向上級報文報表的數量。

事實上，一些扶貧干部已經感受到不少轉變。“為什么要在貧困戶家門口貼一張明白卡，就是為了上面來的人，能夠看得明明白白。”華南地區某扶貧干部說，但省里下來檢查的工作隊現在已經不看明白卡了，都是直接與貧困戶對話問答，這些明白卡有時看起來是“自娛自樂”。

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和暴雨洪澇等，對部分地區的扶貧產業項目和貧困戶的生產生活沖擊較大，亟須扶貧干部應對。許多扶貧干部由衷地希望：一些不那么必要的表格、資料填寫等工作，應該盡量減少，讓扶貧干部騰出更多的時間，將精力放在調整受到疫情和自然災害影響的產業項目上。（記者 李雄鷹 向定杰 楊靜）

6. 防返貧，三類群體風險大

進入脫貧沖刺期，越來越多的貧困群眾已經或正在擺脫貧困、走向小康，但也有剛脫貧又遭遇疫情、汛情疊加的脫貧“遇困戶”，未能享受幫扶政策的貧困“邊緣戶”，脫貧基礎不扎實的脫貧“邊緣戶”三類“易貧群體”，存在返貧致貧風險，需要多措并舉，為其穩步小康“加油鼓氣”。

脫貧“遇困戶”：最怕災害毀所有，一場大病困全家

洪水過后，中部某省脫貧戶曹雪娥清點產業受損情況后十分難受。2018年摘掉貧困帽，去年承包數百畝水田收入近30萬元，今年她借了近30萬元進一步擴大種植規模，沒想到一場洪水突襲，即將收割的早稻全部被淹。

7月7日，在湖南桑植縣涼水口鎮，一處農田被洪水侵襲 陳振海 攝

一些貧困戶剛剛脫貧，底子薄、抗風險能力較差，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災害、突發事件或重大疾病等，存在返貧可能。

某貧困地區一名脫貧致富帶頭人告訴半月談記者，茶葉產業是當地主要的脫貧產業，但今年春茶采摘時，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嚴峻。“受疫情影響，難以找到足夠的采茶工人及時采摘，很多鮮葉枯萎。本來行情就不好，加上茶葉賣相受損，5000多畝扶貧茶園的茶葉至今還有不少積壓在倉庫里。”

部分受訪基層干部表示，今年疫情和部分地區較重的汛情疊加，給脫貧攻堅工作帶來新挑戰，少數脫貧群眾存在因疫因災返貧風險。

西南某地一位幫扶干部介紹，村里發展了百香果、食用菌、水產養殖等扶貧產業，在這次汛情中都受到沖擊。“一些貧困戶家的魚塘被洪水沖毀，深度貧困地區原本產業發展薄弱，部分剛脫貧的家庭面臨返貧風險。”

此外，因病返貧風險依然存在。一些扶貧干部表示，在脫貧攻堅中，各地建立健全針對貧困群眾的醫療保障體系，減輕他們的就醫負擔。但值得關注的是，因病返貧風險不僅來自巨額的醫療支出，也包括因病喪失勞動力帶來的收入減少。

西部某地70多歲的貧困戶冉茂嬋如今是家中的頂梁柱。2018年3月，她的兒子劉德宏因病癱瘓在床，才剛脫貧幾個月的家庭陷入困頓。屋漏偏逢連夜雨，今年初，孫女突發顱內出血入院治療，巨額的醫療費用再一次壓在了老人頭上。幫扶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縣里通過幫扶單位及社會捐贈籌集了20萬元，幫助他們家渡過眼前的難關。

貧困“邊緣戶”：本來條件差不多，政策待遇差別大

除了一些已脫貧群眾存在返貧風險，少數貧困“邊緣戶”也存在致貧可能。

中部地區某貧困縣村民歐陽小汝家有3個年幼的孩子，丈夫外出務工的收入，勉強夠維持一家吃穿用度，日子雖清貧也算穩定。但去年底，歐陽小汝被診斷患癌癥，勞動能力喪失，醫療支出高達10余萬元，這讓本不富裕的家庭頓時陷入困境。歐陽小汝說，村里的建檔立卡貧困戶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達到90%以上，自己不是貧困戶，不能享受到這一報銷政策。

盡管在了解歐陽小汝家的困難后，當地給予了及時幫扶，并將其納為低保戶，但像歐陽小汝這樣面臨致貧風險的貧困“邊緣戶”并非個例。在采訪中，一些貧困“邊緣戶”說，與建檔立卡貧困戶相比，他們的經濟條件原本相差不大。這幾年，在脫貧攻堅中，貧困戶在住房、產業、醫療、教育等方面得到一系列政策扶持，如此一來，政策扶持力度不及建檔立卡貧困戶的“邊緣戶”逐漸成為“相對貧困”。

半月談記者在西部某貧困地區看到，村里不少建檔立卡貧困戶在政策幫扶下住進了寬敞明亮的新房，與一些“邊緣戶”的住房條件反差很大。今年52歲的楊昌洪一家仍住著有幾十年房齡的聯排老木屋。楊昌洪解釋，家中只有自己一個勞動力，每年外出務工能賺3萬多元，收入雖在貧困線上，但日子仍比較困難，勻不出錢修房子。

楊昌洪告訴半月談記者，同樣是修建房屋，像他們這種貧困“邊緣戶”享受的補貼有限，建房花銷相比貧困戶要多數萬元。他希望幫扶政策的延伸面能更廣一些，給予他這樣生活較為困難的非貧困戶更多幫助。

一些基層干部也表示，貧困“邊緣戶”和建檔立卡貧困戶享受的政策扶持差異，導致部分貧困“邊緣戶”的發展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反而逐漸弱于昔日的貧困戶。

西部地區某村石漠化嚴重，產業發展基礎薄弱。48歲的村民梁云貴一家三口生活于此。“一年1萬多元的收入，除去孩子上學的花費，就只夠家里的日常開銷了。”梁云貴說，自己也曾嘗試尋找增收渠道，但既不能享受貧困戶的貸款、產業獎補等政策，又缺乏技術能力，一直處于收入雖在貧困線上卻發展能力欠缺的尷尬位置，如果家里遭遇點意外開支加大，就可能真成了貧困戶。

脫貧“薄弱戶”：稀里糊涂被脫貧，弄虛作假藏隱患

少數地方精準脫貧工作不精準、不扎實甚至弄虛作假，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指標脫貧等，埋下返貧致貧的隱患。

西南地區某深度貧困縣，一名農村人口安全飲水工作的具體負責人，在明知此前當地25個貧困村飲水水樣送檢不合格的情況下，僅憑個人經驗判斷就認定水質達標，并在相關安全飲水鞏固提升項目竣工驗收報告上簽字，導致這25個貧困村的貧困戶雖然通過了脫貧驗收，但飲水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2019年底，當地經過整改，相關貧困村的飲水水質才全部達標。

不久前，某地紀委監委通報了一起在脫貧攻堅中弄虛作假、虛報脫貧的問題：2018年，一貧困戶李某家危房改造因故未動工，在此情況下，當地村支書以年底前可完工為由，提前將李某確定為年度脫貧戶，鎮里分管扶貧工作的副鎮長、扶貧辦干部也將其作為脫貧戶上報，并在明知冬季建房存在質量隱患的情況下多次督促加快施工進度，致使李某新建房屋存在質量問題，無法入住。

半月談記者梳理近年來各地通報的案例發現：有的規劃給貧困戶養殖12頭豬作為扶貧產業，實際連豬圈都沒有；有的貧困戶只養了3頭豬、1頭牛卻登記成10頭豬、6頭牛；有的干部在對村民開展“‘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排查暨扶貧對象回頭看”入戶調查工作時，未經村民同意就代替村民在入戶調查表上簽名等。

這些精準脫貧工作不精準、不扎實甚至弄虛作假的行為，必定會影響脫貧攻堅質量，導致少數貧困群眾脫貧基礎不牢固，埋下返貧致貧的隱患。專家建議，國家在即將開展的脫貧攻堅普查中，要對數字脫貧、虛假脫貧、指標脫貧等問題進行全面和重點摸排，并督促各地加快整改，確保如期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記者 熊家林 李凡 覃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