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7月23日電（記者張原 李寧馨）“構建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提高基層社會治理能力，是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精治、共治、法治、德治的關鍵，也是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基礎。”近日，天津民進會員劉洪杰調研后提出進一步提高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若干建議。

劉洪杰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提高基層社會治理能力，既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的要求，也是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情形下，落實中共中央“六穩”、“六保”部署，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精治、共治、法治、德治的關鍵，也是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基礎。

他調研當前基層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時發現，當前，缺少相關法律法規支撐，如實體性法律法規存在制定和完善的明顯缺口，導致基層社會治理主體和基層社會組織之間法律關系不確定，公共服務供給過程權責不明晰，難以通過具體制度對社會組織賦權增能，尤其對尚無具體規定的新問題、新矛盾缺乏解決的程序性規定，基層社會治理相關規范的建立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基礎；缺乏基層治理現代化體制，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性質弱化，行政化傾向嚴重，本應為群眾服務的組織，卻代替政府做了許多行政管理工作，不能很好地代表群眾和組織內部成員的利益。一些群眾組織沒有參與社會治理和社會服務的渠道；缺乏基層社會治理專業人才，基層一線工作人員少，具備基層治理現代化知識和能力的專業人才更少。許多一線工作人員只會靠經驗和照本宣科進行原始方法的粗放管理治理，缺乏現代治理理念指導下的創新和獨立工作能力。因缺乏專業知識，對使用政府資金購買項目缺乏專業評估和利用能力，達不到預期效果，服務過程流于形式。

劉洪杰建議，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基層有效運轉的制度保障。他提出，法律是基層治理的依據和保障，也是基層運轉的制度性保障。如正在制定的《街道辦事處條例》，應充分發揮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保障和規范性作用，成為社會組織自治的原則性依據，有效確定基層組織的職權，區分其功能，界定其性質。同時，發揮前瞻性的預測功能和引導功能，通過立法為社會組織賦權增能，做好系統性的規劃和預案，避免情勢變化和突發緊急狀態時無據可循、管理失序。

“構建基層治理現代化體制，實現公共事務共同治理。”他建議確定基層政府、社會組織、市場與群眾等利益相關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明確政府治理職責，確保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同時實現社會組織性質歸位，讓社會組織真正代表其成員利益，維護其成員利益，發揮其自治功能，真正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從而培育良好的社會服務體系，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并且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和激勵補償機制，降低社會治理成本。

他同時提出，要建立健全基層治理人才激勵機制，鼓勵優秀人才向基層下沉。對現有街道和社區的人才進行有計劃、持續性的培訓，使其適應改革后的體制要求。將事權下放的同時，賦予街道招人、用人的自主權。制定政策鼓勵公務員下沉基層，減少中間環節，將治理資源下沉到一線，逐步形成金字塔式機構設置和人才結構，為基層運轉提供高水平、專業化人才。利用社區現有專業人才參與基層治理，調動社區社會工作者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

劉洪杰認為，要發揮人員和技術雙重優勢，實現基層治理精細化、精準化。他提出，基層網格員在此次疫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當在日常管理中沿用此次疫情中的好做法和細化網格社區員權責，不僅賦予他們日常管理事務“吹哨人”和“召集人”的權利，還應給他們“督察人”的權力，提升基層治理的精細化、專業化水平和有效性。強化新技術手段的運用，以智慧型城市建設和新基建為契機，切實發揮基層網格管理中心的“全科網格”作用，以5G、大數據等各種智能終端為節點推動基層治理的智能化，實現基層治理更高標準的精細、精準，讓我們的生活更精致、讓我們的城市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