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閱讀

■回顧疫情發生以來的中國之治軌跡、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對照一些國家當下治理之亂，這個關于“鏈”的議題選擇恰如其分。

■中國完善的工業體系、細密的產業鏈條，如同經緯線，共同編織成保民生、抗風險的經濟大網，構成了制度優勢的物質骨架。

■十八大以來，中國工業在高質量發展上不斷發力，取得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份額接近30%的成績，為當下打贏抗疫戰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產業分類齊全，是我們當下的優勢；打通堵點、連接斷點、強化優點，是當下的發展方向。

4月1日，北京某生物科技企業工人加班加點生產醫用防護物資。該企業復工復產后，組建了醫用外科口罩和防護口罩生產線，產品出口意大利、德國、日本等國。 本報記者 賈寧 攝

同比增長47.5%！

上海，剛經歷過“五五狂歡節”的商家們，興奮得合不攏嘴。5月1日-5日，南京路步行街四大百貨商場銷售額爆表。

看得見的是繁華，看不見的是經濟鏈條持續發力。

兩會召開前一周，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受到海內外關注。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分析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研究部署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見效外，主要議題是研究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

回顧疫情發生以來的中國之治軌跡、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對照一些國家當下治理之亂，這個關于“鏈”的議題選擇恰如其分。

這個鏈，是產業之鏈，更是民生之鏈、生命之鏈。

“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這是中華文化的樸素“認識論”。

對于經濟體而言，最核心的兩點就是氣順、合序。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鏈不能斷。

這是經濟之根，治理之要，發展之基。

兩會上，我們與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談的就是這個鏈。

王一鳴委員接受本報專訪 本報記者 齊波 攝

經濟之鏈

什么都不缺的秘密

事非經過不知難。

武漢“封城”的那一刻，很多人會想到一個問題：一個人口上千萬的大城市，米、面、油、菜從哪兒來？怎么運過來？怎么送到千家萬戶？

對于生活在武漢的人來說，這個疑問尤其強烈。

甚至，有人擔心這座城市會不會癱瘓。

事實給出了答案———不會。

一時間，高速公路上奔馳的大貨車、鐵軌上呼嘯行進的貨運列車、天空中飛翔的貨機，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地：武漢。

很多人可能沒去過武漢，但他們生產的防護服，保護著雷神山等醫院的白衣天使們；他們種的瓜果蔬菜，出現在武漢市民的餐桌上。

“毋庸置疑，我們在這場疫情對經濟的壓力測試中考出了好成績，加分項不少。獨特的經濟制度優勢，也讓我們拿到了非常高的基礎分。”王一鳴語氣堅定。

中國完善的工業體系、細密的產業鏈條，如同經緯線，共同編織成保民生、抗風險的經濟大網，構成了制度優勢的物質骨架。

如今，我國工業產品覆蓋了聯合國工業體系分類的所有產品，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世界第一。

“假如沒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產業鏈，疫情期間工業生產就難以滿足需求，商場超市供應難以保障，就業形勢將非常嚴峻，最終將嚴重影響居民生活。”王一鳴深有感觸地說：“2月底，中國口罩日產量達到1.16億只，是2月1日的12倍。實現這樣的增長，我們僅僅用了不到1個月時間。很多企業克服困難，不計成本緊急轉產。截至4月底，我國已向國外供應呼吸機近1.8萬臺。”

在王一鳴看來，目前我國制造業正逐步接近或達到正常水平，在全球最早實現復工復產，不僅沒有拖全世界制造業后腿，還以強大的生產能力，為全球抗疫作出了重要貢獻。

生產秩序穩定，商品供應充足，這些都使得即便在抗疫時刻，我國居民消費價格也沒有出現大幅上漲，更是避免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歲月靜好時，經濟“生命鏈”保障著百姓的尋常生活；疫情肆虐時，這條“生命鏈”變為一張強大而韌性十足的保護網，在料峭春寒中守護萬家燈火。“這既是我們經濟制度的獨特優勢，也是疫后中國經濟恢復的‘護身符’。”王一鳴說。

對于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國家來說，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成之惟艱，更顯可貴！

工業之鏈

托舉世界大國的底氣

歷史，藏著勝利的密碼。

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開始探索一條適合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上海，中國工業重鎮。

1953年5月，中國自行設計建設的第一個抗生素生產廠——上海第三制藥廠建成投產，結束了青霉素依賴進口的局面；

1953年9月，上海燈泡廠拉出新中國第一根鎢絲；

……

作為生于上海的經濟學家，王一鳴的父母就是新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

從優先發展重工業，到科技助力現代產業，王一鳴說，他從上海工業發展的變遷與傳承中，看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工業化戰略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出發點是要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和國內配套項目，到上世紀60年代的‘三線’建設，我國工業化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并從沿海向內地、東北向其他地區逐步轉移發展。盡管這個過程充滿艱辛，但吃的苦、受的累都沒白吃、白受———產業工人靠著一斧一錘，不僅讓‘鐵樹’開了花，更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牢固基礎。”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王一鳴對舉國體制有著深刻印象。

王一鳴所提到的“三線”建設，是很多“50后”“60后”記憶中無法抹去的一頁。上世紀60年代，國家以備戰為目的，動員和集中全國資源，進行了以國防工業為主的大規模基本建設，這也是中國工業建設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西移”。

“我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母去了‘三線’，從上海到了四川，在工廠子弟校上學，上課的老師有的還是廠里的工程師。中學畢業后，我在‘三線’企業里當過工人。1977年12月，我參加了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試，才有機會上了大學。”王一鳴這段產業工人的經歷，甚至“瞞過”了搜索引擎，在網上是查不到的。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不斷深入，我國從成套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到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大規模發展加工貿易，再到加入世貿組織、參與國際分工，產業體系不斷升級，產業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不斷增強。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中國“一五”計劃打下了工業發展的基礎，“三線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拉開了中國工業化均衡布局的序幕，改革開放則打開了中國經濟體系對外開放的大門，融入全球化進程，中國工業化也進入加速擴張期。

中共十八大以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新發展理念在中國大地上生根，中國工業在高質量發展上不斷發力，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得到弘揚，人工智能、大數據、5G通信等新興技術廣泛滲透，新一輪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取得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份額接近30%的成績，為當下打贏抗疫戰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全球之鏈

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

天下大勢，分合而已。

病毒沒有道德，疫情傳播也不分國界。當全球經濟預期不斷下調直至負數，沒有一個經濟體、一條產業鏈能獨善其身。壓力測試下，一些國家提出“去全球化”，甚至有人揚言要“去中國化”。

“這些應激反應可以理解。疫情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在加快調整，全球供應鏈將進一步收縮，供應鏈區域化、近岸化特征將更趨明顯。同時，全球主要經濟體正在共同擔心一件事，那就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的風險。這些國家正在重新審視產業外移問題，會在成本與風險之間、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之間尋求平衡并采取措施。”王一鳴表示，疫情后中國要積極應對產業鏈外移壓力增大的挑戰。

“籃子里的雞蛋”如果真的被轉移或分散放置了，我們這個“籃子”又該怎么辦？

破解之道，以變應變。

產業分類齊全，是我們當下的優勢；打通堵點、連接斷點、強化優點，是當下的發展方向。在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的基礎上，真正構建起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我認為至少有五件事要抓緊做——要下決心推動產業升級實現短板領域的國產替代，比如圍繞半導體與設備等領域，順勢推動技術升級，支持國產化應用和進口替代；要保障出口企業的海外訂單交付能力，特別要保障龍頭企業和關鍵產品生產出口，以降低供應鏈被替代的風險；要營造一流的營商環境，牢牢黏住外資企業，讓他們因不愿失去中國的巨大市場和良好的產業配套環境而不想走；要以高水平開放保持產業鏈競爭力；要加強與日韓的供應鏈合作，這對深化區域內合作將起到積極的作用。”王一鳴給出建議。

恒常之道，務求于本，本立道生。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邏輯中，唯一的考量，就是人民利益至上！”王一鳴進一步解釋說。

“我了解到一組數字：為了保障居家工作，騰訊在8天內增加了10萬臺服務器。我問他們怎么做到的，他們的回答是，24小時連軸轉就做到了。產能產量提升之快，反應之迅速，讓人難以忘卻———黨和國家一聲令下，市場各主體迅速反應、聯合作戰，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這是其他經濟體難以做到的。就像我們的父輩那樣，黨和國家一號召，他們就把大好青春都留在了‘三線’。疫情固然會對經濟造成短期沖擊，但只要我們不忘初心，努力拼搏，就完全能夠把握住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的新機遇！”從王一鳴的話里，我們讀到的不只是自豪，還有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