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地方高師院校，增強鄉村優質師資供給

全國政協委員 民盟天津市委會副主委 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李劍萍

鄉村振興離不開教育，振興鄉村教育離不開優質師資。長期以來，廣大鄉村教師在艱苦條件下，做出了巨大貢獻。新時期以來，通過“特崗計劃”、公費定向培養、加大教師支教力度、教師校長輪崗交流、國培計劃等方式，進一步補充了鄉村教師隊伍，提高了鄉村教師素質，但對照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的建設要求仍有很大差距。鄉村教師隊伍的主要矛盾問題已經由數量規模為主，向結構編制、質量素質為主轉變，突出問題是鄉村教育優質師資供給嚴重不足，主要表現是承擔鄉村教師培養供給的地方高師院校辦學水平偏低，對于優秀生源缺乏吸引力。全面振興地方高師院校，是增強鄉村優質師資供給的當務之急，也是戰略之舉。

我國現有師范院校192所，全部是公立院校。除了6所教育部直屬高校（含西南大學）之外，其余均為地方高師院校，其中師范大學49所、師范學院73所、師范高等專科學校70所。另有397所非師范院校也培養師范生。2017年師范專業本科畢業生近39萬人，其中師范院校培養21.2萬人，占54.3%；非師范院校培養17.8萬人，占45.7%。

僅以116所本科層次地方高師院校而言，它們占到全國公立本科院校的1/7，占到地方公立本科院校的1/6。地方高師院校既是基礎教育師資、尤其是鄉村教育師資供給的主力軍，也是公辦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軍，辦好地方高師院校既是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要求，也是全面提升高等學校辦學水平、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需要。

地方高師院校除了少量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建立的，絕大多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設置和發展起來的，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期。一是上世紀50年代中前期院系調整時，各省按照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師范學院等的布局，一般至少設立了一所省屬師范學院，現在多是地方高師院校的“龍頭”、各省省屬高校的“第一方陣”成員；二是上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成立的，有的是由“文革”期間下放高校、分校等獨立而發展起來的，有的是由師專等整合升格為師范學院的，經過近40年的發展，這批學校或更名為師范大學，或發展成為地方綜合大學；三是新世紀以來的新建院校，有的是由中師等整合升格為師專，有的是由師專等整合升格為師范學院或地方綜合性學院，大多師專升格為綜合性學院后仍繼續舉辦教師教育。

進入新世紀、新時代以來，地方高師院校一方面與自身相比得到較大發展，另一方面也面臨著新形勢新使命，尤其作為鄉村優質師資供給主力軍方面，還面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是學校整體水平、綜合實力和學科專業總體水平比較薄弱，突出表現為“兩少兩多”，博士、碩士授權單位少，高水平學科專業少，新辦院校多、新辦專業多。地方高師院校中僅有3所211院校、無一所985院校，僅有4所高校的4個學科進入“雙一流”學科；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A類學科幾近于無，B類學科比例也較低。這與地方綜合大學以及工、農、醫科院校相比，學科專業總體水平和學校整體實力偏弱，直接導致高水平人才培養能力較弱，對于優質生源吸引力較弱。

二是學校以基礎學科專業為主，與實體經濟、現代服務業、智能制造等產業行業沒有直接關聯，直接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較弱，獲得地方政府支持力度較小。這些院校的學科專業設置，起初都是為中小學師資培養服務的，即語數外、數理化、音體美、思政等學科專業。新世紀以來，它們的學科專業拓展之路基本是按照兩個維度展開的，一是在原有師范專業基礎上向非師范專業拓展，例如由數學教育向統計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物理教育向電子科學與技術、通信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學、經濟學、公共管理等學科專業拓展；二是新辦非師范專業，除了應用性社會學科專業，有的甚至舉辦了相當一批機械、電子、土木工程等工科專業。但總體來講，學科專業結構還偏“輕”偏“軟”、“大路貨”比較多、新辦專業多，缺乏“硬核”學科專業，即使積淀較久的基礎性文理學科專業，又往往難與本省的綜合大學相比，學科專業結構成長空間小、“造血”能力弱，學校整體競爭力不強。

三是普遍存在著“去師范”的內在沖動。高校競爭壓力和生存危機是地方高師院校“去師范”“摘帽子”的內驅力，這也是新世紀頭10年幾十所地方高師院校紛紛更名的主要原因。   目前，地方高師院校中的師范專業數一般不到專業總數的1/3，師范生數不到在校生數的1/4，即單從師范專業數、師范生數來看，師范教育幾乎在所有師范院校中都已經不是主體了。這主要因為，目前我國本科院校校均在校生規模約1.6萬人，校均本科專業數近46個，單靠師范專業和師范生已經無法支撐學校正常規模，在激烈的學科競爭以及現行生均定額為主的撥款機制下，地方高師院校要想生存發展必須拓展學科專業規模。同時也需注意，師范教育雖然已經不是地方高師院校的“主體”，但仍是它們的“主業”，師范專業在這些學校中辦學積淀比較厚實、師資力量比較充足，形成了一定的辦學傳統和文化，學校即便積極拓展非師范學科專業，謀求轉型發展，亦非一日之功，難以短期奏效，或者說地方高師院校還正處于學科專業的“新舊動能轉換”時期。用行政手段阻止地方高師院校摘帽更名只能解決一時之憂，根本之策在于提高它們的整體實力與水平，全面振興地方高師院校既是固本培元，又是“搶救”行為。

四是師范專業吸引力下降，師范生源質量嚴重下滑。在精英高等教育階段，學生升學率低、學校專業選擇機會少，地方高校院校也易招到相對優質生源；在基礎教育師資數量短缺時代，師范專業畢業生必須從教，不得“改行”“出口”。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時期，學生選擇更加開放多元，地方高師院校及其師范專業吸引力大幅下降，越來越難以招到優秀生源。尤其是公辦學校教師入職逢進必考，先考教師資格證，再考教師事業編，而教師資格證考試是開放式的，非師范專業、非師范院校畢業生均可報考。教師編制又十分緊張，編制內教師招考數量減少，有的地方甚至幾年不招考編制內教師，有編不補、有編少補、有編慢補，許多師范畢業生有證（教師資格證）無職（教師職業）、有職無編（教師編制），畢業后兩年內入編率不足50%。許多師范生畢業后先到社會培訓機構從業，或者先到公辦學校任臨時聘任教師，待遇較低，有的甚至不按規定簽訂勞動聘用合同和繳納五險一金，邊代課邊考編成為常態和必經階段，而且入編時間延長、入編難度加大，這種狀態還正由師范專業本科畢業生向教育碩士畢業生蔓延。這些負面示范效應，導致師范院校、師范專業吸引力進一步下降，生源質量更加下滑，惡性循環，嚴重妨礙了鄉村教育優質師資的供給。

五是存在著學校發展模式“趕追型”、人才評價體系“科研化”傾向，協同育人體系實施比較困難。地方高師院校在激烈的高校競爭中一般處于追跑者的境地，發展模式上往往采取“趕追型”策略，以省內一流高校、高水平高校作為樣板，積極申報博士碩士授權和重點學科等學術平臺，一般把學校定位為“教學科研型”學校，即使宣稱定位為“教學型”學校也是權益之策，希望有朝一日教學科研并重。與此相應，在教師評價上出現偏重科研的傾向，看課題、比論文、重“帽子”，人才培養的根本職能出現動搖，教學工作的中心地位受到影響，甚至出現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進而，師范生培養上育師德、重師能、密切聯系中小學教育教學實際的辦學傳統有所忽視，與新時代相適應的、與中小學和教育行政部門等深度協同的育人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這些，導致地方高師院校的人才培養機制、模式和質量都還不能適應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培養的要求。

六是支持地方高師院校發展的政策體系還不健全，正處于政策“窗口期”“空檔期”，學校對于自身發展也處于“觀望期”“探索期”。大多地方高師院校與“雙一流”建設、省部共建等高水平高校支持政策無緣，由于自身學科專業結構特點又難以獲得地方政府有力支持，以規模求生存、先做大規模再優化結構的辦學路徑也與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要求相悖；部分學校屬于新辦本科院校，面臨著向應用型高校轉型的要求，而向應用型轉型的關鍵是辦學理念、核心是學校定位、基礎是學科專業轉型，地方高師院校及其師范專業轉不轉、向哪轉、如何轉，以及轉型中和轉型后師范專業與非師范專業的關系如何處理，都需探討探索；師專是高專院校而非高職院校，與高職院校層次相同而類型不同，隨著高職院校大擴招和支持政策加大，兩類學校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總體來講，地方高師院校往何處去，成為困擾它們的普遍問題。

為了振興全面地方高師院校，增強鄉村優質師資供給，提出如下思考和建議：

其一，樹立“優種優育”意識，在繼續做好鄉村教師在職培訓的同時，把鄉村師資隊伍建設的關注點更多轉向職前培養、師資供給和吸引優質師范生源。長期以來，由于廣大鄉村教師的歷史原因和整體水平，不得不投入大量經費進行大規模在職培訓，這是必要和必須的。隨著鄉村師資需求數量基本穩定，如果適時把關注重點轉向優質師資供給，深化優質師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可以提高投入效益，更有利于建設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要培育好苗子，必先要選好種子，種子優則事半功倍，種子不優則事倍功半。

其二，加強規劃，壯大優質師資供給主體。根據區域規劃、教育發展規劃和師資供需關系，在全國規劃若干“師范區”，每區建設好一兩所地方高師院校，采取省部共建等方式，全面提高其整體水平和綜合實力，作為區域優質師資供給的“國家儲備糧庫”。 振興地方高師院校要以學校為基點而不僅以師范專業為基點，不能單就師范教育、師范專業而論優質師資供給。身體矮小瘦弱，不可能單獨有一條強壯的大腿；既要練腹肌、秀肌肉，更要全身健壯、全面健康。相關高等教育支持政策，應將地方高師院校作為一個較大類別加以重視、考慮和傾斜，全面辦好地方高師院校既是增強優質師資供給的需要，也是提升高等教育體系整體水平、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要求。同時，繼續支持非師范院校辦好師范專業，發揮好非師范院校在優質師資供給中的作用。

其三，發揮聚集效應，吸引優質生源讀師范、做教師、下鄉村、干教育。一方面，規劃恢復師范生公費教育制度，合理規劃每年公費師范生培養數量，保障教師合法權益，重振尊師重教。以基礎教育專任教師1400萬、替代周期35年為基數測算，每年約需補充師資40萬人，恰與2017年師范專業本科畢業生數量基本相當。如果將其中的50%、即每年20萬左右師范生實施公費教育，4年在校生保有量約80萬人，按每人每年2.5萬元推算，各級財政每年投入僅需增加200億元，而對于增強優質師資供給意義巨大。另一方面，出臺無編聘任教師的管理制度，落實勞動法規定，規范用工，當前重點是規范勞動聘用合同簽訂，應簽盡簽，連續計算工齡，依法繳納五險兩金，落實同工同酬，優績優酬，多勞多得。

其四，精準供給，提供精準信息服務，建立教師包括鄉村教師需求信息的實時監測和動態發布機制，整合各地人社、教育等部門的教師招聘和進退留轉信息，建立統一的數據管理、發布平臺，以需求引導供給，提高供給的精準性和高效性，穩定師范生的職業預期，增強師范教育的吸引力。如果師資需求信號失真，供需調節機制失靈，人才培養資源錯配，致使師范畢業生、教師資格證持有者供遠大于求，許多師范生畢業后就業難、從教難、入編難，不僅將浪費大量的教育資源，更是對人才培養的不負責任，最終也將直接影響師范生的就業信心，通過信息傳導進一步抑制優質生源報考師范院校和師范專業。

其五，分類供給，強化分類評估的導向功能，引導地方高師院校提升優質師資供給能力。近200所地方高師院校是高等學校體系的一個重要門類，在辦學基礎、發展路徑、學科專業結構、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點，類內有共性，類間有區別，不僅不同于地方工科、醫科院校，也不同于地方綜合大學，亟待通過分類評估、分類管理、分類施策，促進它們分類發展、安于其類，在自己的類別中努力辦成一流，感受到辦師范既責任重大、使命光榮又有發展前途，“去師范”“摘帽子”不僅不能、而且不必。對于地方高師院校的政策設計原則，既要扶強扶優扶特，更要扶弱扶貧扶少，充實“新四科”（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六卓越一拔尖2.0版等建設項目內涵，在統籌規劃、適度競爭的基礎上，扶植辦好每一所高師院校和每一個保留的師范專業點。

其六，依法供給，運用法治思維和市場思維來振興師范教育，增強鄉村優質師資供給。充分認識振興地方高師院校的意義，把地方高師院校作為加強教師教育體系建設的戰略舉措來抓，把師范院校的地位和保障納入《教師法》修訂內容。師范專業相對于工科、醫科等專業辦學成本較低，地方高師院校又有舉辦教師教育的傳統，教師職業具有公職人員屬性，只要依據師范院校的特殊地位給予法律保障，師范專業的特殊性質給予政策支持，師范專業畢業生的特殊職業需求給予市場調節，就將吸引更多的優質生源報考師范院校，增強鄉村優質師資供給。

（文中主要數據來自《中國教育統計年鑒》，或據其測算；部分數據由教育部教師工作司同志提供，并致謝忱。）

李劍萍：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