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為向董其昌求一張扇面小畫而不成，德高望重的老臣竟然怒發沖冠，向皇帝告御狀。

此事發生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此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董其昌，看上去仕途一馬平川，前景無限美好。是年，董其昌44歲，他的書法和繪畫造詣已受到了時人的普遍敬仰，市場上片紙難求。

不料想，就在這一年里，董其昌遭遇到這位退休老臣的厲罵，“致塵天聽”，連皇帝都收到抨擊董其昌的奏折，而這位老臣，就是大名鼎鼎的顧養謙。

正逢大好年華的董其昌受此打擊，精神抑郁起來，不得不辭官“奉旨以編修養病”，悻悻然回老家去了。離開京城的董其昌，鄉居20余年，放浪江湖，直到萬歷皇帝去世之后，才以67歲高齡再度出山為官。

董其昌 臨倪瓚東崗草堂圖

一

告御狀的退休老臣顧養謙，究竟何許人也，能有此等威力？

顧養謙（1537－1604），字益卿，號沖庵，南直隸通州（今江蘇南通城區柳家巷）人。嘉靖三十七年應天府中舉；嘉靖四十四年會試第127名會士，殿試二甲第44名進士，進工部觀政，十月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從此以后的20年間，顧養謙轉戰在閩、粵、滇、浙等地，殺倭寇，剿土匪，平兵變，彈壓少數民族起義，為朝廷立下赫赫戰功。萬歷十一年（1583）升任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薊州兵備。時人沈明臣稱贊他：“誰道虎頭非將種？請纓從古是書生！”可鑒，以科舉獲得進士身份的顧養謙，不僅喜愛丹青，有顧虎頭（顧愷之）遺風，還能征善戰，戰功累累，已是軍界的一代卓越名將。他的知己、內閣首輔（民間稱為宰相）申時行稱贊他，“古所稱文武才，公實兼之。”

萬歷十三年（1585），在晚明重臣、吏部尚書楊巍的推薦下，49歲的顧養謙出任遼東巡撫5年，后又擢任為薊遼總督2年，兼任經略，打理朝鮮事務。他一生中之所以能對國家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均是因為在這風云激蕩的遼東7年。首輔申時行對他十分倚重，稱顧養謙：“余嘗屈指人才，以為國家一旦有急，能排大難出死力者，必公其人！”

作為鎮守遼東邊關的重臣，顧養謙最先察覺出努爾哈赤的政治野心。萬歷十五年十一月，他上疏曰：“努爾哈赤益驕為患”，這是《明神宗實錄》里第一次出現努爾哈赤的名字。第二年，他仍在緊盯著努爾哈赤，揭露其兇悍與狡黠，稱其“建州黠酋也”，寫在他的一篇名為《論開原道臣王緘反覆貽禍疏》的奏折之中。

此時的努爾哈赤，剛剛抬頭，只有“驍騎”數千人馬。顧養謙認為他對國家是個危險人物，上疏要剿滅他，免得以后養虎為患。而分巡遼陽的按察御使王緘則主張懷柔撫順,認為努爾哈赤“奄奄垂斃”，不值得過于重視。性格耿直的顧養謙大聲疾呼：“倘聞者不察，謂開原之情形果爾，則邊事去矣！”他的上疏未能奏效，而且，御史甚至還彈劾顧養謙，稱他夸張努爾哈赤的危險程度，目的是為“貪功徼賞”。努爾哈赤因此逃過致命一劫，其實力如燎原之火，日益壯大起來。數年之后的萬歷十七年，努爾哈赤消滅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個對手完顏部，完成了對女真各部的統一，從此羽翼漸豐。

萬歷二十年（1592）3月，日本關白（攝政王）豐臣秀吉調動九個軍團共15萬人渡海至朝鮮作戰，拉開了萬歷年間的朝鮮戰爭帷幕。同年8月，明軍主將李如松收復了平壤、開城，進攻漢城，戰況陷入對峙。受困的豐臣秀吉只得派使節到北京城議和，于是明軍以勝利者的姿態也隨后退兵。

萬歷二十一年（1593），時任薊遼總督的顧養謙，受命處理朝鮮戰爭后事。這是他一生戎馬生涯最輝煌的時候。

即使在這一時刻，顧養謙仍然在警惕著努爾哈赤。據其碑文載，顧養謙于萬歷二十二年上疏御敵新方案二萬言，曰：“國家患虜（指努爾哈赤）不患倭。倭不能越朝鮮犯中國，其勢不足畏，然自古御夷，常以順逆為撫剿，權恩威而用之。”

萬歷二十三年（1595），國事糟亂，內爭不休。許多官員要求國家對日戰爭：一種意見是主動打擊日本，另一種建議則是繼續堅守朝鮮，但顧養謙卻始終堅持國內的利益高于一切，強調“臣以中國為全局，以朝鮮為局外”。他上疏說：“今言者率稱戰守，戰則不能（勝），必得志于倭（日本）；守（朝鮮）則征兵遠戍，歲耗大司農金錢（每年消耗軍費）數十萬，疲中國力而代（他人）受其敝（衰敗）。令虜（努爾哈赤）得乘虛而入，非策也！”因皇上和大多數官員都不贊同他的觀點，是年正月，虛年60歲的顧養謙辭去官職，請求皇上“賜臣骸骨還鄉”。皇上準允其“在家調理”，至此他卸任了薊遼總督，始得衣錦還鄉。萬歷三十二年（1604）正月十二日，顧養謙壽終正寢，享年68歲。神宗萬歷皇帝下旨祭文，贊揚他在衛國戰爭中是“東南之屏障”，賜謚號“襄敏”，贈兵部尚書，入祀鄉賢祠。申時行為其親撰碑文。如今國家畫院的著名國畫家顧平先生，正是顧養謙的后裔。

可是，像顧養謙這樣一位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在整部《明史》里居然沒有他的小傳，以致后人對他的了解甚少。到了今天，人們似乎已將他遺忘在浩渺的歷史長河之中。

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清代修史的避諱制度。因為顧養謙是晚明忠臣，抗清名將，所以清代史官不僅在《明史》中未列其傳，《四庫全書》也不錄，甚至連顧養謙的著作《沖庵顧先生督府奏議》八卷、《益卿詩文全集》二十卷等全部被列為禁書，遭遇毀禁，至今只《沖庵顧先生撫遼奏議》僥幸留存。

二

再說董其昌與顧養謙的沖突，發生在萬歷二十六年，此時顧督府已經為退休老人。而他倆的相識，緣于晚明杰出的思想家、“童心說”創始人李贄（1527—1602）。

當時，董其昌與好友如袁宏道三兄弟等成立了一個“蒲桃社”的文人小社團，經常在北京西郊崇國寺舉行活動。

董其昌在他的《容臺別集》卷三中回憶說：“李卓吾（卓吾為李贄的號）與余，以戊戌年春初一，見于都門外蘭若中。略投數語，即許莫逆。以為眼前諸子，惟君具真知見，某某皆不爾也。”所謂“蘭若”，本是梵語，佛教中意指“寂遠處”，這里指的就是北京西郊崇國寺。

李贄一見董其昌，便許為莫逆知己，還夸贊董其昌說：在座的諸位，皆不如董其昌具有真知灼見。多年以后，董其昌念念不忘，仍在“至今愧其意”。

顧平作《顧養謙與退暢珠媚園》

顧養謙與李贄系多年好友，個性相近，都是耿直仗義之人，因此惺惺相惜。早在萬歷六年（1578），顧養謙任云南按察司僉事時，李贄也在云南，倆人引為知己，常常“輒夜分不忍別去”。李贄因言獲罪，常受到攻擊，而顧養謙給與的保護甚多。李贄則贊揚顧養謙是“具大有為之才，負大有為之氣，而時時見大有為之相”，因此來往頻繁。

顧養謙實為文人從戎的楷模。四歲時，他從鄞縣聞玉田先生受業。老師命句“云雨昏燈易暗”，他對“云過月還贈明”，一時成為佳話。顧養謙一生不僅喜歡作畫，而且也喜收藏，所以十分器重董其昌，曾托王承父向董其昌求畫，還給董其昌送來了扇面和禮品。禮品中包括他家鄉南通的土特產。

王承父即是晚明詩人王叔承(1537—1601)，吳江人，曾是顧養謙的門下客座。王叔承與首輔王錫爵為好友，而王錫爵之子王衡與董其昌有手足之誼，故而系舊相識。

董其昌很是自傲，自認為這位老英雄顧養謙是個“馬上君子”，不愿意為他畫上一筆，所以他只為王承父畫了扇面，退還了顧養謙送來的扇子和禮品。但“馬上君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叫人頗費思量，難斷其意。或許是，顧家在南通建造江南名園“珠媚園”時，有過“求田問舍，殺人媚人，一生作惡業者”的坊間傳聞？為董其昌所不齒。

但是，董其昌因此卻得罪了顧養謙，惹下大禍。

顧養謙覺得自己受到侮辱，勃然大怒，隨即上疏彈劾董其昌，指責他“雅善盤礡”，玩物喪志，整天只知沉醉在書畫創作和鑒賞的游戲之中，不思進取，而且“致塵天聽”——就是顧老臣到皇帝那里告了御狀。顧養謙乃是本朝老英雄，名震朝野，人人都敬畏他。也可能，上疏告御狀的“朝貴”并不是顧養謙本人，而是他的擁躉，在替老英雄抱打不平。

第二年，即萬歷二十七年（1599）的春天，悲憤滿腔的董其昌把這件事的原委，題寫在巨制《仿李營丘寒山圖》上，收錄在他自己生前審閱過的《容臺集》內。

董其昌在畫上題詩道：

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余習未全除。莫將枕漱閑家具，又入中山篋里書。

此詩有序，曰：“余自弱冠好寫元人山水，金門多暇，夢想家山，益習之。顧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箑（扇面）求畫，一為益卿，一為山人王承父。余畫承父而返益卿扇簪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余一筆。結念泉石，薄于宦情，頗得畫道之助。今年春，有朝貴疏余雅善盤礴，致塵天聽。余聞之，亟令侍者剪吳綃縱廣丈許，秉燭寫李成《寒山圖》，經宿而就，遂題此詩。夫韓滉、燕肅、宋復古、蘇子瞻皆善畫，朝貴腹中無古今，固應不知，第以為罪案，但可曰‘不能遣余習，偶被時人知’，如摩詰語耳。視此曹求田問舍，殺人媚人，一生作惡業者，何啻梟鳳！而妄下語乃爾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憾哉！”

正是受此打擊，董其昌產生了“金門多暇，夢想家山”“結念泉石，薄于宦情”的想法，準備逃離官場。而在重壓之下，《明史》上說董其昌“坐失執政意”，以病為由，辭官回家去了。

從此之后，董其昌再未見過李贄，而顧養謙也于六年后魂系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