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區四處裝著感應噴頭，隨時監測人群密度，然后計算出合適的頻率，把消毒藥水盡最大可能地噴灑到每個人身上。這樣的噴灑，會出現在人們等交通信號燈時，也可能在餐廳吃飯的瞬間。新一代人在這淪為疫區的城市里，成長為青年。

還有神出鬼沒的針頭，從墻體、桌椅甚至是樹干間冒出來，有個聲音說，“驗血，請不要動。”無人駕駛的警用醫療車忽然沖過街區，把驗血不合格的人抓走。感染者被機械裝置牽制住，被送去哪里，將如何處置，人們不得而知。

作家沈大成在小說中，寫到不斷變異的病毒，以及在其間生存的人。這篇名為《盒人小姐》的小說是她幾年前寫的，如今讀來，別有一番感觸。70后的女作家沈大成一直在文學刊物《萌芽》上，經營著“奇怪的人”專欄，寫奇奇怪怪的故事。故事附著在真實的社會里，人物是普通又庸常的人，情節的走向會超乎常理。

她會去構建虛假空間，16個諸如此類的故事，集合成了她新的短篇小說集，她起名叫《小行星落在下午》。她覺得下午是會發生奇妙事情的。在上海的文學圈，她是一個嶄新的名字，跟圈子保持著某種距離，但已經憑借兩本書中難以名狀的獨特風格受到關注。作家朋友btr為她的寫作找到一個分類——“造景文學”。曾有人把她作品定義為反烏托邦或者科幻，她都不太認同。她怕這樣的定義不嚴謹，產生冒犯。確實很難用既有的術語概括她的文學風格，超現實主義？荒誕現實主義？都不準確。那些小說里有一點達利式的夢境、一點卡夫卡式的困境，同時具備古靈精怪的清淺妙想，以及底色里四處彌漫的無盡悵惘。她的作品像一個惡作劇，又同時是一首悲憫的詩。

就像沈大成這個筆名，來自于上海一個糕點品牌，又像一個無聊本分的中年男人的名字，其中卻藏著一個每天奇思的女作家，寫邏輯的迷宮，現實的變形。而她自己，則在平凡無奇的日子里，奇怪又自洽地生活。

偏差5度，是能夠接受的虛幻

近些天，沈大成沒有去《小說界》編輯部上班。疫情讓她只能待在家里，也有些無心寫作。多數時間她都在刷新聞，焦慮感停不下來。

那篇關于疫區的故事《盒人小姐》，沒有這么具象的恐懼。主人公在憂愁自己的愛情，因為喜歡的女孩忽然把自己的身體放進了一個透明的盒子里。這需要通過一個植入手術完成，此后身體和盒子就永遠成為了一體。這是金錢才能換來的保護殼，一種身份的象征。沈大成想到的是，盒里盒外成為兩個世界，在這個社會環境里隔閡了人與人。另一個靈感的源頭，是現實中無處不在的攝像探頭，讓人們在城市里無所遁形。

她創造的人物幾乎都沒有名字，場景基本是現代都市，分不清是什么樣的國家，似曾相識又有些陌生。在設計里，她想讓一切變得普遍化，去掉特別的標簽，就像調取了各個城市的中位數。她曾經聽同事講述夢境，表述里只有人和人的關系，沒有任何具體的信息。她發現，這個方式可以讓任何一個地域的人都無障礙地理解故事里的場景。

2005年，她的第一篇微小說登上《上海壹周》。她用“沈大成”的筆名，寫了一個名為《時間的灰》的故事，講一條小巷里有一個很小的店，賣不同年份的灰，這像是不同年份的香水，顧客買回去可以嗅出那個時代獨有的味道。

編輯跟她說，這種“都市聊齋”的題材不錯。沈大成用自己的理解去寫城市里奇怪的事，好多年過去，她始終這么寫著。她發現自己好像不喜歡寫特別真實的故事，即便寫，也要加一個奇怪的夢。不扭曲一下現實，她是不舒服的。她相信，以后也會只喜歡這樣的超現實。

在那之前，她一直是上海小職員徐曉倩，喜歡看拉美文學。她偏愛的作家都是些年紀較大才開始正式寫作的人，比如波拉尼奧。她也欣賞馬爾克斯，覺得每一句話都像榫頭一樣，精準地銜接前后文。她還著迷以大海為背景的小說，總是會翻看《白鯨》，還有《老人與海》《污船》。

這兩年，她被波拉尼奧的《2666》和亞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吸引。她意識到，科幻小說對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她為此嘗試了寫非人的故事。比如，有四只腳的天橋，忽然有一天拔腿就走，各個部門想辦法追蹤，看它去干什么。

有很長一段時間，她使用一套自己琢磨出來的方法：先設想一個和自己所處的世界基本一致的地方，然后調整一點數值，讓社會的方程式錯亂，之后就誕生了為這些漏洞重新找回平衡的人。她熱衷于讓他們制定新的社會公約，當新秩序和舊法則交匯時，一個故事由此發生。

幸運的是，這個辦法屢試不爽。從那時候開始，她沒有寫廢過什么，甚至有時覺得，這讓她變得懶惰，似乎能按照這樣的公式得到無窮盡的故事。可故事日益生長成相似的樣子，這也讓她開始謹慎。

她仍然偏好重置數值，但又不喜歡漫無目的又不真摯的虛幻。她確定，僅僅偏差5度，是她能夠接受的虛幻。

在這個偏離的世界里，沈大成創造理想的肖像——人物有謀生的工作，分配收入時精打細算，在建立新的人際關系時會有些緊張；他們有主見，又不依據主見行事，因為妥協更方便；并且，常在新時代獨自懷舊。她希望，“他們的智力達到了既能夠認清處境，也理解自己的程度。”

她曾請作家朋友俞冰夏寫了一篇書評，評論自己的小說《閣樓小說家》里主人公的小說。俞冰夏很認真地完成了。俞冰夏說，這世界上的作家大抵分三種，一種是出于對自己的愛而寫，二是因強迫癥而寫，第三種則是為了崇高的幻想。在這評論中，沈大成重新認識了自己筆下的這個遁世者——是同時平均地擁有著這三種樣貌。俞冰夏把作品中的人物評論出了真實感，在沈大成讀來，是“用‘根深蒂固的懷疑論者’的論調嘲笑了一些真的作家”。

奇怪的普通人

沈大成一直生活在上海這座城市，年復一年地重復。像計算機的程序指令，小學、中學、大學，上班，換了三份工作。她習慣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有點想不起自己學生時代的事情，好像并無大事，乏善可陳。甚至忘掉自己曾經是個班長，還是一次同學謀劃聚會時提起來。安靜、害羞，沒有什么特別的，是她給自己的定義。

學生時代，她從來沒想過寫作，也沒有真正嘗試過。她喜歡看武俠小說，還有《三個火槍手》一類的小說，冒出過寫打打殺殺故事的念頭。她的父母都曾是公司職員，她印象里，母親年輕的時候，常常跑到福州路的新華書店買書看。而父親會從單位圖書館帶回很多書，有時會說出“我喜歡孤獨”的話。這些讓她覺得，文學是那個年代的日常狀態。

從上海大學工業管理專業畢業后，她沒有想好做什么工作。廣告公司在招聘，她順利寫出一套產品文案，成了一名職員。有十年的時間，她不斷琢磨產品，像是一個思維訓練，冒出很多奇怪的點子。

但她總是設想極端的壞情況——文案工作可能會越來越邊緣，四十歲如果還是如此，價值何在，為此焦慮不安。2003年的時候，SARS暴發，老板跟他們說，要么裁員，要么減薪。她覺得漫長的未來變成了威脅。

兩年之后，她開始給《上海壹周》寫專欄，每周或者兩周寫一篇800字的小故事。那時，周圍的同齡人都在討論現實生活，柴米油鹽、生兒育女，而她總在想象一些奇怪的虛幻的事，她為此產生了羞恥感。

責任編輯項斯微看著她的筆名“沈大成”——這是一家上海糕點的名字，而項斯微喜歡這家店賣的雙釀團，把這個作者也想象成了這個樣子。見面之后，卻是一個瘦高的女人立在面前，風一吹過，褲管會像旗子一樣鼓起來。

徐曉倩這個本名有一種標準制式的女性化，在現實的男權社會里總會遭遇某些固有的偏見。她自己愛吃沈大成的黑米糕，發現這名字不錯，像個男性，寫作的時候啟用了這個筆名。

幾年后，《上海壹周》要招聘一個編輯，問她是否愿意，她說好。進入報社工作，身邊的人都在寫作，討論文學作品、寫書評，創作變成一種日常，那種羞恥感才從她心里消失。

沈大成成了坐在項斯微前面工位的同事。看上去，沈大成保持著一種規律，也自認為能習慣一成不變的生活。她嚴格管理著自己的飲食，像嚴謹的科學家，不知道什么是奶蓋，但每天下午一定要吃一種宜家的黑麥餅干，再配上一杯現磨咖啡。項斯微總像是聽見一匹馬在前面咀嚼。

后來，她們又一起去了《小說界》。2017年，項斯微作為責編，幫沈大成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屢次想起的人》。按項斯微的風格，要把書包裝得花里胡哨。項斯微形容，即便是核桃，但包裝要像草莓。但沈大成覺得，核桃就是核桃，不能騙人。

沈大成有自己的偏執。作家朋友btr跟她說自己的看法，這個書名太難記，但沈大成不改。那時，她一定要讓筆下的人得不到完整的幸福，因為她堅信“遺憾的事會使人念念不忘，身上帶有遺憾印章的人，是容易被屢次想起的人”。

在那個合集的第一篇作品《閣樓小說家》中，小說家的自戕式寫作，是她敬佩的，寫作最終使自己變成了無數的尸體。但那絕不是沈大成真實的狀態，即便作品里影影綽綽有她現實中工作生活的痕跡。

她的工作，就是在編輯部讀國內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說，然后編成文學雜志。之余的時間，沈大成每天勻速創作300字，每月完成一篇短篇小說。構思從早上開始，在地鐵上打開手機，4站地鐵，再走十幾分鐘，到單位的這一路都可以構建故事。在工作之余敲上幾個字，回家路上依然。之前，她定過一個600字的計劃，不過為了可持續，她還是做了最保守的調整。

工作的價值感比以前增加了許多，看小說屬于精神世界的事，編撰是踏實又誠懇的勞作，她十分滿意。

重復與建構

沈大成似乎習慣輕描淡寫地介紹自己，“生活在上海，年紀很好，對星座厭倦了。”

好幾次，沈大成打開微博，輸入框上的字先跑入眼里，“有什么新鮮事想告訴大家？”她想了想，好像沒有，又關掉了界面。看韓劇，粉韓星Eric，是她的日常，她有點找不出更復雜的事情來。

豆瓣上，微信朋友圈里，她幾乎都是安靜的。她不習慣四處表態，也不信賴對任何事情都能發表意見的人。深鉆一個領域的人，更讓她安心。她一直有個想法，要保護自己的觀點，以便積蓄成更充分的東西，醞釀成為更獨立的見解。

她的表達大多存放在構想出來的奇怪故事里，而想象多數來源于案頭。沈大成不會開車，寫到關于開車的術語，會去問問人怎么表述一個動作。描述貓的細節，她就去問養貓的朋友，貓的抓痕是三條還是四條。要講個卡車司機的故事，她會查些資料，關于卡車的儲油量，以及去服務區車子該怎么停靠。

她的腦子就像一個收集器，有觸發性的畫面會隨時記下來。有一次，她去出入境管理中心，在辦護照處看見一個母親帶著雙胞胎，一個排隊的人建議，兩個孩子拍一張照片就行。那個母親說不可以，他們是兩個人。沈大成就開始陷入想象，長得一樣的兩個人，有著獨立的自我意識，就像每個人都會探究自己是誰。很久之后，一個名叫托托的男孩的故事誕生。

有一段時間，她在報社負責文娛口的采訪，接觸了很多電影明星。她發現，這些明星長得美依然要勞動，其實跟自己差不多，或者換個角度，是勞動的時候還要保持美。她便把這些人納入共情者的范疇，創造出一個純粹的電影明星，不在意自己的美，為了不同于凡人的演技追求，把自己流放到迷宮一樣的公寓深處，成就一種高度理想化的職業狀態。

想到要寫一個想活在“老與死”之間的人，她又開始想象養老院的樣子。透過養老院新員工和老員工的視角，浮現出一個坐在輪椅上永不卸妝的老女人。在她看來，世人遭遇、心情、邏輯都很相似。她相信這種邏輯上的共性，大多數時候，她不去求證，總覺得自己的想象是對的。

現實的擔憂也是故事潛在的參考。1977年出生的沈大成漸漸發現，身邊的人討論的話題是朋友或者父母生病。她怕未來會發生一些事情，剝奪了現在已有的平靜生活，比如疾病、災難或者戰爭。她和朋友討論股市和理財，發覺始終無法說服自己嘗試兩年以上的定期產品。

她試圖構建一個新的國度，稍稍離開常規的地方。奇怪的事從筆下發生，似乎是讓日子生長出了另一種活力。“想象是輕松的，它可以叫我在一塊假的領域擁有權力。”

很多年以前，沈大成在對未來的焦慮中設想，十幾年后社會應該會度過只討論基礎性善惡對錯的階段，而過度到更高級的更藝術化的思考中。但現在，她看見網絡上的人各執己見，似乎依然停留在原來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