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侯衛東

作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重大戰略的五大目標之一，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三門峽以東的黃河中下游書寫了人與環境斗爭史上的精彩篇章，有很多故事可講，考古里的“黃河故事”更是引人入勝，例如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安陽殷都、漢魏洛陽城、曹魏鄴城和北宋東京城等都是鑲嵌在古黃河沿岸的璀璨明珠。

黃河天塹對不同時代的古文化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春秋以前，黃河下游古河道沿太行山東麓山前平原經今天的天津附近入海。太行山東麓、古黃河西側的南北向條帶狀平原，大致與今天的京廣鐵路平行，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南北向文化通道。太行山與其東麓的黃河古河道，形成了河山之間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和文化空間，從仰韶文化一直到西周時期，該區域南北方文化面貌總體上一致。雖然滔滔黃河對兩岸人群往來和文化交流形成了阻隔，但古黃河兩岸的交流從來沒有停止過，古人一方面用智慧把黃河河道作為水路航線，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甲骨文中就有水上航行工具“舟”；另一方面，勤勞的先民營建了一個個渡口，著名的如蒲津渡、茅津渡、白馬津、孟津等。

山西省永濟市境內的蒲津渡是我國第一次發掘的大型渡口遺址，對研究唐代以來黃河渡口變化和黃河河道變遷具有重要價值。蒲津渡作為連接秦、晉的重要通道，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蒲津橋成為黃河上第一座鐵索連舟浮橋。蒲津渡遺址被泥沙淹沒后，黃河向西改道3公里。蒲津渡地層剖面直觀地揭示出黃河泥沙淤積、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變遷過程，對研究歷史地理、環境考古、水文地質及黃河治理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隋唐大運河溝通南北之后，漕運成為國家的經濟命脈，引黃河水開鑿的汴河成為運輸糧食和各類物資的重要通道。晚唐五代汴州城的興起和北宋東京城的繁盛都是由汴河漕運而起，大相國寺一帶也成為著名的漕運碼頭。宋高宗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下令開決汴河，隨著汴河的斷流和廢棄，金之后開封再也沒有做過都城。

黃河在鄭州桃花峪以東擺脫了崇山峻嶺的束縛，春秋時期以來，其下游河道在華北平原南北來回擺動，改道、決口和泛濫形成了大面積的“黃泛區”。黃河下游可謂“利也黃河、害也黃河”，這段黃河哺育了輝煌燦爛的文化，也見證了中華民族與自然作斗爭的波瀾壯闊，埋藏的古跡多、故事也多。黃河下游河道變遷與沿線古代文明發展息息相關。偃師二里頭、鄭州商城、偃師商城、鄭州小雙橋、安陽洹北商城和殷都等夏商時期都城均沿古黃河附近選址。

2005年以來，河南省濮陽高城古城的田野考古成果逐漸揭開厚厚的黃沙，將其指向東周時期衛國的都城帝丘。高城古城位于黃河故道瓠子河的南岸，仰韶文化晚期就有人類居住于此，龍山文化時期、下七垣文化時期、晚商時期和東周時期人類間歇在此地活動，該城的地理位置還與文獻中記載的“五帝”之一“顓頊”有關。考古工作表明，高城古城毀于漢武帝時期瓠子河決口，此后整個古城連同很多故事一起掩埋在黃沙之下。衛國都城的繁華以及“顓頊之都”流傳在只言片語的史影里。

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哈佛大學聯合考古隊在河南商丘地區進行的地質考古勘探和發掘表明，漢代以前商丘一帶的地貌基本上沒有太大變化，南宋建炎二年以后的700年間黃河頻繁改道、泛濫，才徹底改變了商丘一帶的自然和文化地貌景觀。以商丘為代表的豫東黃泛區的古代遺址，目前發現的大多是堆土增高的“堌堆（土丘）”，這些“堌堆”因明顯高于當時的地表，才沒有被深埋在厚厚的黃沙之下。商丘、山東菏澤一帶因此形成了以“堌堆”遺址為主的文化景觀。考古隊1996年在商丘發現了周代宋國都城遺址，由于宋城城墻高聳于當時的地表，在黃河淤積黃沙之下5米左右就能探到多段城墻的頂端，城垣900萬平方米的規模表明商丘一帶存在平地起建的超大型古代城市。商丘宋城考古的成果傳遞出一個重要信號，南宋建炎二年之前，豫東魯西一帶的文化景觀應當是大型城市、中小型城市和小型“堌堆”聚落交錯分布，自然地貌景觀應當是丘陵與平地相間。因此，黃泛區考古隱藏了更多完整而生動的故事，需要深入發掘和解讀。

黃河與考古的故事永遠講不完，層層黃沙下掩埋的是考古的沃土。黃河自身的考古及黃泛區的考古，為認識人河關系提供了生動教材。我們應當珍惜黃河文化遺產，興黃河之利，讓黃河成為幸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