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我國金融體系總體健康，具備化解各類風險的能力。要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壓實各方責任。同時，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融資，更好緩解民營和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結合上述目標，對應中國金融業當前發展的喜與憂，不少金融圈內人有話要說。

短期內金融創新與融資難并存

“近兩年全社會融資結構的變化中，人民幣貸款和債券市場的融資明顯上升，其他項目則有所下降，這使較易獲得貸款或有發債資格的融資主體有所受益，而難以貸到款和發不了債的企業融資環境愈發復雜。同時，‘資管新規’是正本清源的必要之舉，但轉型不易，‘陣痛’在所難免。”中國銀保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這樣表示。

在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看來，任何金融創新若脫離實體經濟的客觀需求，就會偏離方向、違背規律，從而走向或自我循環、或過度膨脹、或非理性繁榮。只有真正符合實體經濟、符合經濟規律、深耕業務場景的金融創新才可能有持續的生命力。因此，發展金融科技要始終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和人民生活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抓住經濟社會和人民群眾最需要的金融服務場景，提供接地氣的金融服務，從而不斷提升金融科技供給對多元化需求的適應性和有效性。

越開放越自信

從去年4月到今年10月，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統籌領導下，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先后出臺了64條具體的金融業開放措施。另一組數據則是，中國近200萬億元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只占1.8%。

對此，國務院參事、中國銀保監會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要完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繼續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不斷完善房地產金融政策、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及金融監管體制，通過不斷地改善和優化金融供給結構，以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的合理需求，促進經濟和金融的高質量發展。

金融開放為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新的預期。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表示，展望2020年，要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應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關鍵要應對好四個方面挑戰：第一，要盡最大努力維護國際多邊貿易體系；第二，要盡快推進同數字經濟相關的國際規則的制定；第三，人工智能的某些重要方面同國家安全緊密聯系，并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制度性安排；第四，應對地緣政治方面突發事件的沖擊。

對中國而言，把握金融開放的機遇是當務之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屠光紹認為，金融開放戰略要靠改革來支撐。中國很大，市場也很大，若要吸引外資并促進其長期投資和布局，要注重三個方面改革：一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包括資本市場及國資國企的改革等等；二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應盡量避免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與政府治理發生碰撞；三是營商環境的變革，要不斷優化外資進入中國后的運營成本、監管環境等。

數據安全是金融業發展的底線

金融業正在經歷歷史性巨變，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

中國人民銀行科技司司長李偉強調，數據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確保數據安全應是始終恪守的底線。首先應在組織、機制和標準等方面加強統籌謀劃。其次，要根據統一的數據標準體系，建立全局數據模型和科學合理的數據架構。再者要遵循“用戶授權、最小夠用、全程防護”原則，充分評估潛在風險，把好安全關口，加強數據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嚴防用戶數據的泄露、篡改和濫用。

“在新型數字環境下，經營者在數字技術運用上更加專業、純熟，而消費者卻越發處于弱勢地位。首先，法律供給有待完善，其次，隨著電子化時代的到來，在應對基于數字平臺的侵權行為時，消費者不得不花錢從第三方公司處獲得法院認可的證據，這對消費者單體是極大的挑戰；再次，數字技術知識對于消費者存在壁壘。因此，在鼓勵創新的同時，政府和市場都應該給消費者提供更有效的保護機制。”談及此話題，國家外匯管理局總會計師孫天琦這樣表示。

與此同時，銀行數字化轉型已經迫在眉睫。中國銀行首席科學家郭為民表示，目前銀行創新步伐雖有加速，但推動以客戶為中心的數字化轉型仍然存在個性與標準、封閉與開放、線上與線下、協同與分散、體驗與風控、敏捷與穩健六大矛盾與困難。實施路徑上，關鍵要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推行扁平化的敏捷銀行管理模式，通過推動渠道、產品、生態、營銷、風控、運營等六大領域的數字化轉型，最終實現前臺融入場景、觸角廣泛，中臺敏捷迭代、智能定制，后臺集中高效、整合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