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2日，樊錦詩向美國蓋蒂保護所阿根鈕先生和瑪莎女士介紹敦煌研究院的學術成果。受訪者供圖

10月12日，國家文物局在國博劇場舉辦“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作《永遠在路上-文博人的初心與堅守》專題報告。 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2009年8月，樊錦詩在莫高窟第85窟指導敦煌壁畫數字化工作。受訪者供圖

“我不像很多報道中寫到的那樣厲害，”樊錦詩說，“我是服從國家分配去的敦煌，幾次想離開都沒有離成。”

10月12日，在國家文物局主辦的“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上，面對600多位聽眾，這位“敦煌的女兒”主動打破“光環”。

連續兩年，樊錦詩收獲國家級榮譽。去年，她被評為100位“改革先鋒”之一；今年國慶前夕，她成為42位國家勛章和榮譽稱號獲得者之一，是其中唯一的“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

從大學畢業至今，一生中大部分時光，樊錦詩都與她熱愛的敦煌壁畫和彩塑相伴。但她也坦陳，其實一開始對敦煌的惡劣生活條件有所恐懼。

因為家庭長期分離，幾次想離開敦煌都沒成行；臨近退休的年紀，又被任命為敦煌研究院院長，一干17年，直到年逾古稀。如今，敦煌仍有很多事等著她去做。

離不開，也舍不得，她感嘆：“敦煌是我的宿命。”

新京報記者 倪偉

“敦煌的女兒”倍感不安

獲得國家榮譽稱號讓她最感動的，是42位獲表彰人物中有一位與文物有關

接連獲得兩次國家級榮譽，樊錦詩沒有把獎狀留在身邊，都交給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長，然后向同事們鞠一躬：“這是幾十年大家奮斗的結果，所以我要謝謝大家。”似乎她只是代大家領取了榮譽。

樊錦詩身材瘦小，81歲的她在600多人的注視下，微微弓著腰，緩步走到舞臺中央。這場報告會上，臺下坐了國家各部委代表和故宮、國博等文博機構同仁，她之后的兩任敦煌研究院院長也都到了現場。

樊錦詩不常經歷這樣的場合，她一生低調，鮮少接受采訪。1984年令她全國知名的報告文學《敦煌的女兒》，也是在她不知情的情況下刊發的。刊發以后，她保護敦煌的事跡、她與家人常年分居多地的經歷全國盡知，“‘敦煌的女兒’這樣一個美名，也讓我倍感不安和壓力。”

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稱她為文化領域、文物戰線的杰出代表，常書鴻、段文杰和樊錦詩等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用實際行動塑造了“莫高精神”。

敦煌石窟的保護始于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立，畫家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莫高窟四百年無人管理、任憑破壞和偷盜的歷史宣告結束。20世紀80年代初，段文杰接任第二任所長，也是后來成立的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長。樊錦詩是保護敦煌的第三任掌門人，1998年上任，2014年退休。

樊錦詩認為，獲得國家榮譽稱號讓她最感動的，是42位獲表彰人物中有一位與文物有關。“我們文物行業保護了幾十萬年以來石器時代的文物，保護了中華5000年文明遺產，保護了近現代文化遺產，這都是數量有限的文物保護者們做出的工作。”她說。

就像沙漠中的敦煌，中國很多文化遺產分布在山溝、農村、荒山野嶺、人跡罕至的地方，大量文物保護者堅守在這些地方。“他們應該得到人們的尊敬，這兩個榮譽也是屬于他們的。”樊錦詩說。

“幻想在現實中蘇醒”

敦煌研究所四面滿目荒涼，環境閉塞物質匱乏，常書鴻所長居所也是簡陋的土房子

樊錦詩首次踏入敦煌是在1962年，那是她大學最后一年，被派往敦煌畢業實習。帶隊的老師是我國考古學泰斗之一宿白先生。

能去敦煌實習，讓24歲的樊錦詩興奮了一路。她從中學時就對敦煌心生向往，凡是有關的展覽和出版物都格外關注，“敦煌是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夢”。

實習經歷的大半都是令人驚喜的。第一個星期，敦煌專家帶著這群北大師生在被積沙掩蓋的崖壁上攀援，一個個洞窟看下去，從北涼、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從伏羲、女媧到力士、飛天。

“豐富多彩、燦爛瑰麗，栩栩如生的壁畫、彩塑令我震撼、傾倒、陶醉，怎么說都不為過。”近60年后的今天，初識敦煌時的震撼，在她腦海中仍然清晰。

洞窟外，卻是另一個迥異的世界。

敦煌研究所四面滿目荒涼，環境閉塞，物質匱乏，“想買瓜子吃，但瓜子殼都見不到”。即便是敦煌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居所也是簡陋的土房子，屋里幾乎什么都是土做的。來自南方的樊錦詩很快感到了身體不適，營養也跟不上，每夜只能睡著三四個小時，上洞的時候腿腳乏力。三個月實習期還沒結束，她就提前離開了。

敦煌生活條件帶給她的直觀感覺，是“幻想在現實中蘇醒”。雖然著迷于敦煌的藝術，但敦煌的艱苦生活令她望而卻步，“沒有一點去敦煌的想法”。

然而命運捉弄人，第二年畢業前夕，她卻被分配到了敦煌。

她實習的1962年對敦煌也是重要的一年，周恩來總理批示撥款，啟動了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為配合工程，需要在窟前進行考古遺跡的發掘清理，常書鴻所長意識到，絕對不能隨便挖一挖了事，需要專業考古人員介入。

他向正在敦煌帶隊實習的宿白提出，北大能不能推薦實習的學生畢業后到敦煌工作？于是第二年，宿白向常書鴻推薦了樊錦詩和馬世長，他們被正式分配到敦煌。

馬世長的媽媽得知消息，號啕大哭。樊錦詩的父親則給校領導和系領導寫了一封信，托女兒轉交，信中陳情“小女自幼體弱多病”，希望重新考慮。

樊錦詩最終也沒有轉交這封信。受到當時“學雷鋒”思想的感召，以及老師蘇秉琦、宿白先生的鼓勵，她也樸素地堅信，國家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她就到什么地方去。

敦煌人的共同宿命

與莫高窟朝朝暮暮相處，讓她覺得自己像是長在敦煌大樹上的枝條，離開敦煌，就像在精神上連根砍斷

艱難的生活尚可適應，后來的半生里，她經歷的最大的痛苦，也是敦煌人共同的命運：骨肉分離。

1967年與丈夫彭金章結婚后，兩人在敦煌和武漢分居兩地長達19年，他們的孩子輾轉武漢、敦煌、河北、上海等多地，聚少離多。為了家人團聚，樊錦詩曾多次起念離開敦煌，最終都沒有走成。

在《樊錦詩自述：我心歸處是敦煌》中，她多次陳述了獨自在敦煌時孤苦無依的心情，“天地間好像就我一個人。哭過之后我釋懷了，我沒有什么可以被奪走了。”

除了外部原因，也是因為她內心對敦煌越來越放不下。時間一長，看懂了敦煌，感情越來越深厚。“我會問自己，難道就這樣一走了之，不給敦煌做點什么事？”她說。

有一年她在武漢與家人團聚，下決心離開敦煌。但是半夜失眠，起床翻書，不知不覺拿起的還是一本敦煌石窟研究的書。與莫高窟朝朝暮暮相處，讓她覺得自己像是長在敦煌大樹上的枝條，離開敦煌，就像在精神上連根砍斷。

直到1986年，作為武漢大學考古學專業創始人的彭金章放棄了教職，調入敦煌研究院，家庭終于團聚。懷念起兩年前逝世的彭金章，樊錦詩說：“老彭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愛人。”

而彭金章以年過五十的年紀，在敦煌從零開始做田野考古，主持了莫高窟北區200多個洞窟的清理發掘，收獲了數量眾多的僧房窟、敘利亞文書《圣經》文選、波斯銀幣等重要發現。

彭金章60歲以后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被認為是開辟了敦煌學研究新領域。他們共同的恩師宿白先生看到報告后，對樊錦詩打趣地說：“彭金章不錯，你瞎忙。”

50年遲遲未出的考古報告

她被分配到敦煌時，宿白提出：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報告。她交出答卷已是近半個世紀之后

宿白先生說她“瞎忙”，意思是她自己的考古報告，始終沒有做出來。

她被分配到敦煌研究所時，宿白就對她提出一個期望：出一本莫高窟的考古報告。她交出答卷時，已是近半個世紀之后。

樊錦詩承認，宿白先生對她一生影響極大。他30歲出頭時撰寫的《白沙宋墓》，正是中國田野考古紀實的奠基之作，也是考古報告的典范。這本報告不僅有傳統考古報告包括的墓葬形制、出土遺物記錄，還從墓葬生發出去，探討了與之有關的重要歷史現象和歷史問題，為考古報告帶來了新的氣象。

1962年，宿白受邀在敦煌研究所作《敦煌七講》學術報告，提出從事石窟寺考古研究，首先必須做好兩項基礎研究：分期考古和考古報告，否則石窟寺考古無法深入。

但考古報告遲遲沒有寫出來，樊錦詩覺得對先生有愧。

“‘文革’一來，什么都放下了，任何建樹都沒有。后來又被任命為研究所副所長，被日常事務占據了大量時間，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搞業務。”樊錦詩說，但這些只是客觀原因，最核心的問題，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她自己沒有真正想明白報告該怎么做，而這份報告必須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樊錦詩理想中的莫高窟考古報告，不僅能讓考古學家點頭，也要使美術家滿意；不僅符合科學性，也要符合審美。“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邁不過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直到2011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完成，歷經近半個世紀，莫高窟考古報告的第一卷終于出爐。根據計劃，這樣的報告一共要出100卷，工程浩瀚。

在北大考古學系所受的訓練和熏陶，讓樊錦詩一生恪守“嚴謹誠實”，“你做不出來就做不出來，絕對不能糊弄人。”后來她在敦煌研究院院長工作中，北大的精神也時時影響著她的選擇和作風。

曾經有一位年輕人博士畢業前參評優秀論文，請樊錦詩評議。她看完論文后直言，論文內容還有些問題，文字也不夠好，這樣的博士論文也能評優，其實是把他害了。“北大的這種學術精神，讓我一輩子都沒辦法講假話，為此我也得罪過不少人。”

力拒莫高窟捆綁上市

樊錦詩最掛念的始終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閃失，我這個守護人就成了罪人”

樊錦詩身材瘦小，剛進敦煌時是個“小不點”。這個“小不點”后來在敦煌面臨關鍵時刻時，表現出了極大的魄力。

她回憶世紀之交時，有關部門提出要將莫高窟與旅游公司捆綁上市，她堅決拒絕，到國家文物局匯報，時任局長張文彬也怒斥這是“自毀長城”。

“搞市場經濟沒錯，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交易，當時刮起了一股風，可以說直到我退下來，一直碰到這問題。”她說。

解決的辦法就是推動法律法規的制定。在敦煌研究院同仁的努力下，制定了保護專項法規和規劃。這些法規和規劃為敦煌撐起了強有力的保護傘，抵制了“不合理的要求和壓力”。

洞窟保護與旅游開放始終矛盾，每逢矛盾激發成事件，樊錦詩為了文物的健康寸步不讓，“旅游部門對我有看法：老太婆就知道保護。我覺得必須正視矛盾，堅持在保護前提下合理進行旅游開發。”

自1979年正式向社會開放以來，莫高窟游客人數逐年增加。2001年超過30萬人次，2014年達到80萬人次，預計2019年首次突破200萬人次。大量游客進入洞窟參觀，會使洞窟內的溫濕度波動劇烈，相對濕度和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對洞窟長期保存和游客健康均十分不利。

2002年開始，在樊錦詩推動下，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開展“莫高窟游客承載量研究”項目，測算出開放洞窟面積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濕度不能超過62%、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過15000ppm(ppm為百萬分比濃度)、每批進洞游客不能超過25人等一系列指標，兼顧壁畫健康和游客舒適度。

“如果沒有21世紀初提前預測，做了方案，現在不知道會變成什么面貌。”樊錦詩最掛念的始終是敦煌文物的安危，“如果有什么閃失，我這個守護人就成了罪人。”

將敦煌永久留給后人

“消失”是不可阻擋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護者要做的事，是想辦法盡可能延緩其衰老，延長壽命

即便這么努力地去保護，敦煌的命運依然令人揪心：用泥土、草料、木料、顏料制成的壁畫和彩塑，總有一天會消亡。

樊錦詩深知敦煌壁畫和彩塑會慢慢走向衰老，這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消失”是不可阻擋的。但不能任其消亡，文物保護者要做的事，是想辦法盡可能延緩其衰老，延長壽命。

很早之前，樊錦詩就憂慮，敦煌壁畫、彩塑的輝煌如何才能永久留給后人？她想過照片、磁帶等方式，但終究也會暗淡、消磁。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她到北京出差，朋友帶她去看當時的新鮮玩意計算機，說信息存在計算機里可以永遠不變，這句話點亮了她。

“像現在年輕人說的一個詞，我當時立刻‘腦洞大開’，馬上產生了數字檔案的念頭。”她回去后立刻到甘肅省科委報告，科委負責人也贊同這個想法。于是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敦煌就與國內外合作形成了一套先進的數字化采集、圖像拼接技術。

例如莫高窟61窟的《五臺山圖》，13.6米長、3.8米高，共40多平方米，一張照片拍不全，用數字化技術拼接完成，最終效果可以放大去看高清局部。

敦煌的數字化采集已經進行了20年，完成了200多個洞窟的數字化采集。在網站上，30多個洞窟的高清影像可以免費瀏覽。通過電腦、手機等各種屏幕，敦煌文化傳向世界。

“有小朋友見到我對我說，奶奶，我知道敦煌。問他從哪里知道的，他說從手機上看到的。”她笑著回憶。

資料來源：《樊錦詩自述：我心歸處是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