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專門研究了對資產階級分子和民主黨派的改造問題。彭真代表中央在會議上指出，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不要總是斗下去，把弦繃得那么緊。現在整風應該告一段落，轉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實踐上來，從斗爭為主轉入以團結為主，讓他們到實踐中去，以實際行動來表現思想改造的決心和成果。

在此背景下，三屆全國政協砥礪前行、凝聚眾智，將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團結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舟共濟、共克難關，為社會主義建設增添了靚麗的一抹。

■在“和風細雨”中解決難題

1959年底，政協全國委員會根據毛澤東指示的精神，認真貫徹“弛”的方針，采取各種措施，以調整幾年來比較緊張的階級關系和同民主黨派的關系。在各界民主人士進行自我改造中，尤以推動和運用“神仙會”方法進行形勢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工作，收到了明顯效果。

1959年12月至1960年春，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在北京聯合舉行。會議采用神仙會這種和風細雨的方式，使大家解除顧慮、敞開思想，就工商界比較關心的定息、高薪、學銜、政治安排和生活待遇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爭論與小組漫談。劉少奇根據所反映的問題，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包一頭、包到底”的政策。《人民日報》根據劉少奇講話精神起草的社論《工商業者應當下決心“顧一頭”、“一邊倒”》，號召工商業者“一心顧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頭，倒向社會主義這一邊”。不久后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再次重申“包下來，包到底”的政策。工商界的主要問題獲得了較為圓滿的解決。

神仙會在民建和工商聯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采用并取得成功，繼而在各民主黨派的中央會議上得到推廣。這一特殊會議方式對活躍統一戰線內部的民主生活，促進國內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對調動各界人士的積極性克服暫時的經濟困難，發揮了統一戰線組織的重要作用。

■助推“雙百”方針的貫徹

1956年5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實行“雙百”方針。1961年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后，中共提出繼續貫徹執行“雙百”方針，周恩來在多次講話中指出，人民政協“今后要多開展學術性的報告和討論，要有意識地多邀請學術界的朋友參加”。為配合促進“雙百”方針的貫徹，全國政協自1961年11月起增辦以學術性問題為主的“雙周講座”，至1964年3月共舉辦37次講座。

參會人員有在京的政協委員，各工作組聯系的科技、文教、醫藥衛生等方面的高級知識分子，各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國務院參事，民主人士家屬等。講座邀請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時事問題、國際友好訪問、學術思想、科學知識、歷史人物評價、地方掌故等進行了情況介紹甚至觀點爭論。比如當時史學界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期問題、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問題秉持不同觀點，講座邀請歷史學家吳晗、呂振羽分別作了關于“論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和“中國歷史的幾個特點”的演講；文學界對《紅樓夢》歷來眾說紛紜，講座邀請紅學家吳世昌講“關于《紅樓夢》的若干基本問題”后，又安排不同觀點的吳組緗講“讀《紅樓夢》的一點體會”。在科學事業方面，邀請著名科學家介紹我國科學成就和國內外科學研究情況，同時也介紹了科學研究中爭論的問題，如請心臟外科專家吳英愷介紹中國心臟外科的新發展，請建筑學家梁思成介紹新中國的建筑成就，請北大教授黃昆介紹半導體的發展及應用，金寶善介紹關于實現農業技術改革、提高農業生產問題等。講座還請參加過國際友好訪問、文化交流的同志作報告，如吳半農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吳階平講中國醫療組出訪印尼情況，增加對中外交流情況的了解。此外，還有馮定講怎樣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夏鼐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考古學，等等。雙周講座內容廣泛豐富、形式活潑多樣，適應了各界人士的不同興趣要求，受到各方面的歡迎和好評，對交流思想、增進知識、貫徹“雙百”方針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摘右派帽子，妥善安置戰犯

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從1959年到1964年，全國先后分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此期間，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雙周座談會對在北京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和民主黨派中委、候補中委范圍內的非共產黨的90名右派分子的摘帽問題，進行了協商討論，從1959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共摘掉84人的右派帽子。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為著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首先要擴大和發揚民主生活，這也是我們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要擔當的任務。我們不可能設想，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鐵板一塊，大家都是一個想法，對任何問題的看法都一樣。如果我們的統一戰線是這樣，它就不能發展，就會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指導我們統一戰線民主生活的原則。因此，我們應該肯定統一戰線的任務是加重了，有了新的發展。”

1959年，毛澤東建議在慶祝國慶10周年之際赦免一批戰犯。同年9月1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并通過了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并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劉少奇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12月4日，杜聿明、愛新覺羅·溥儀等33名戰犯被首批特赦。到1975年3月，共分7批特赦了全部在押戰犯并予以公民權。在這群人中，有20余人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充分發揮其閱歷優勢與專業特長，投身至人民政協開創的以“親歷、親見、親聞”為特色的文史資料征集、出版工作中。1962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指出，“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已經編出了《文史資料選輯》二十六輯，達三百余萬字。為了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征集了不少辛亥革命史料，并選編了《辛亥革命回憶錄》若干集……一方面充實和豐富了我國近代歷史的研究資料，同時也發揮了許多閱歷豐富的老年人士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的積極性。”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全部戰爭罪犯特赦后給予的優厚待遇，使受赦者深受感動，同樣給統一戰線帶來了深遠的積極影響，起到了團結、穩定、調動積極因素的重要作用。

（本報記者張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