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初至現在，學者們對絲綢之路考古從遺物到遺跡、從個案到全體、從世俗到宗教、從國內到國外展開了全方位研究。”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冉萬里在第二屆“中國考古·鄭州論壇”上總結絲綢之路考古成果時說。沉船考古與海上絲綢之路等新思考正是現階段絲綢之路考古成果“千樹萬樹梨花開”的體現。

絲綢之路考古正走出國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近年來，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由20世紀八九十年代‘請進來’為主，經21世紀前十年‘請進來’和‘走出去’并行，近十年則以‘走出去’為突出特點，絲綢之路考古取得的成果非常耀眼。”

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率先組隊赴絲綢之路沿線的烏茲別克斯坦開展考古工作，發掘了相當于我國西漢時期的大型城址——明鐵佩城址。

2018年，由中國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沙特國家考古中心組織的中沙聯合考古隊，分兩次對紅海之濱的港口遺址——沙特塞林港遺址進行為期50天的調查與發掘。聯合考古隊發現了保存尚好的建筑遺址和墓葬遺跡，出土了波斯釉陶、阿拉伯陶器以及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國瓷片等，證實了古代中國與紅海地區有著密切的海上交往。

“在研究范圍上，學者們不再受張騫開通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的束縛，從狹義的絲綢之路考古向廣義的絲綢之路考古轉變。草原絲綢之路考古和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發現和新成果。”冉萬里說。

近20年來，絲綢之路考古亮點頻現，“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成功，是絲綢之路考古服務國家戰略的充分體現；從關注遺物轉向區域性的考古調查和發掘，通過科學分析，揭示絲綢之路曾是東西方對話、交流、融合之路，為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過重要貢獻；絲綢之路考古專業委員會和中國社科院外國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為爭取絲綢之路考古研究的話語權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