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宏編 文獻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是2019年5月召開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旗下“亞洲文明聯展”的四個輔展之一，它展現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永樂大典》編纂、抄寫、失傳、搜羅、輯佚的全過程。

《永樂大典》是由明朝永樂帝朱棣組織人編纂的、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其中保存了中國明代14世紀以前文學、哲學、宗教、史地、應用科學等浩如煙海的資料。清代乾隆年間著名文庫《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就曾利用《永樂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進行輯佚。

《永樂大典》的名頭說起來似乎盡人皆知，但其成書背后的艱辛又罕有人知。這部原本包含1萬多冊的大書經歷了600多年的顛沛流離，如今全世界只剩下400余冊副本存世，正本至今不知所終。

最大的類書和最少的讀者

類書與西方的百科全書近似，但也不盡相同，是將與某個事物相關的所有書籍內容全部或部分文字匯集在一起，其卷帙浩繁、工程量巨大，是國力與文治的象征。明朝自朱元璋起就有修類書的打算，后朱棣趕走建文帝即位，今人推測他開始修書不乏“消弭朝野間不平之氣”等原因。

在此背景下，《永樂大典》始修于永樂元年(1403年)。起初修書速度很快，一年即修成，命名為《文獻大成》，但有許多書未曾收錄。朱棣對此不滿意，命令學識淵博的僧人姚廣孝和洪武舊臣、大學士解縉等人在文淵閣主持重修。

從《永樂大典》能看得到朱棣在文化上建功立業的雄心，具備幾個特色：第一就是“大”，收書達到七八千種。除了啟用皇家的全部藏書，朱棣還要求到全國各地收購書籍。這使得《永樂大典》對上到經史子集，下到陰陽醫卜甚至僧道技藝等領域的書籍均有收錄。比起后世修《四庫全書》時隨意刪改書籍的情況，《永樂大典》除存在個別傳抄錯誤之外，對各種類型的書籍基本做到了兼容并蓄。

另一個特色是《永樂大典》獨特的分類法。中國古代的類書多用按事物分類、按音韻分類或按數字分類等方法，但只能取其一，官方則習慣按事物編纂，可是這樣檢索起來較為困難。《永樂大典》首創“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相當于結合了兩種分類方式：在當時的韻書《洪武正韻》的基礎上，在每個韻下面列出單字，單字下收錄該字的音韻、訓釋和字體，再把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詩詞等內容，隨字收錄各項內容。

《永樂大典》在設計上也是美感十足：正文用明代官用楷書“臺閣體”抄寫，四周雙邊大紅口、紅魚尾、朱絲欄(行格界欄)皆為手繪。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外部用黃絹包裹。嘉靖年間組織重抄時，負責組織工作的建極殿大學士徐玠為加快速度打算不按照原來的版式抄寫，后來發現書中字體大小不同，插圖精美眾多，版式難以改動。他不禁感嘆永樂本的精致，只得要求按原樣重抄。

參與修書的人數在兩三千人左右。編修者的飲食起居基本由朝廷包辦，在南京文淵閣附近居住，由光祿寺負責朝暮飲食。書成之后，各級編修人員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賞賜。永樂五年(1407年)，《永樂大典》宣告修成，成書除目錄60卷外，全書共有22877卷，或一兩卷，或三卷為一冊，裝訂為11095冊。這套書也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式類書，比18世紀法國狄德羅等人編纂的百科全書和大英百科全書均要早300多年。

成書后的《永樂大典》專供朱棣一人使用，但他并未怎么翻看過，反倒是后世的弘治、嘉靖兩位明朝皇帝鐘情于此，經常翻閱，成了“忠實讀者”。弘治曾想到南京去取回正本放在北京。嘉靖皇帝長期以來一直想重抄《永樂大典》，但直到宮內兩次失火后他才真正有所行動。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抄《永樂大典》的工作正式開展，到了嘉靖去世時的隆慶元年(1567年)抄成，副本存放于北京皇史宬，也就是皇家檔案館，迄今為止人們能見到的所有《永樂大典》真品均為嘉靖副本。

“搜羅頗見費心艱”

自《永樂大典》正本編修完成后，這部皇家類書就藏于南京文淵閣，成祖遷都北京后又被轉運至北京，能夠一睹其真面目者極少。副本錄畢后，文獻中幾乎再難尋到有關永樂正本的記述，亦未曾發現正本實物存世。

清朝雍正時期，嘉靖副本被移至翰林院。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需要使用這部副本，開放外借，這個過程中便出現不少官員監守自盜的情況，副本丟失數目再度增加，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時已經丟失1000多冊。對此乾隆本人曾作詩感嘆：“《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艱。”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永樂大典》研究者張升指出，咸豐十年(1860年)左右是嘉靖副本丟失的高峰時段，其中一個原因是亂世時更加嚴重的“監守自盜”。有的官員采取“極其刻毒”的辦法偷盜：早上到翰林院時拿包袱裝一件馬褂，晚上穿上馬褂出去，包袱內便裝走2冊。其中有些被盜副本被售賣給了外國人。根據現代藏書家孫壯、繆荃孫等人的記述，光緒元年(1875年)時翰林院內嘉靖副本尚存5000多冊，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就僅剩下600余冊了。

義和團運動和侵略戰爭也是造成嘉靖副本損毀的重要原因。1900年6月23日，清軍和義和團放火焚燒位于北京東交民巷的使館區，翰林院為英國使館的北鄰，翰林院內藏書被轉移走一部分、其余遭到盜掠或棄毀。火災過后，英國使館將其轉移的330多冊副本交回。禍不單行，同年8月，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時嘉靖副本再次遭劫，根據旁觀者記述，當時有的副本甚至被當作磚石支墊軍用物資。

這一時期嘉靖副本大量丟失，有的流于民間，有的被侵略者帶回本國。中華民國成立前后，國立圖書館和私人藏書樓成為保護這套書的重要場所。八國聯軍離開北京后，光緒、溥儀兩位皇帝的老師、曾經執掌翰林院的學士陸潤庠將僅剩的64冊副本帶回家收藏。1909年9月京師圖書館正式成立，1912年，魯迅在民國“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任主管圖書館等工作的科長，他多次出面交涉，讓陸潤庠最終同意將這64冊書交給京師圖書館。此外，嘉靖副本還出現在海外的圖書館、國內的私人舊書店和拍賣行里。柴萼的《庚辛紀事》中提到，在崇文門、琉璃廠一帶“革文書坊買《大典》八巨冊，僅一吊錢而已”。

抗戰期間，多位文化名人為防止古籍外流各方奔走，1940年1月，鄭振鐸與商務印書館主持人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等人聯名建議在上海成立專門組織尋訪購買古籍。此后“文獻保存同志會”成立，上述人士利用英國退回的庚子賠款購買古籍。

到1941年，北平圖書館收藏的《永樂大典》數量從64冊升至95冊。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將這95冊中的60冊運至美國，寄放于美國國會圖書館。剩余35冊在抗戰勝利后集中送回北京圖書館(前北平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直至20世紀60年代，存于美國的這60冊被臺灣“中央圖書館”取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許多藏書家被愛國熱情感召，選擇無償捐獻或低價售賣手中的嘉靖副本給圖書館。1948年，藏書家傅增湘的長子傅忠謨將其家中舊藏一冊轉賣給北平圖書館；建國初期，北京圖書館工作人員顧子剛帶頭無償捐獻3冊；1951年，時任天津市副市長、藏書家周叔弢捐出1冊；1965年，曾經為研究《永樂大典》和從中輯書作出巨大貢獻的文獻學家趙萬里也捐出1冊。

1951年7月，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實業家張元濟提議將旗下藏書樓東方圖書館收藏的21冊嘉靖副本捐獻國家，獲得董事會一致通過。這21冊中，有些是在民國時期傅增湘幫張元濟代購的，也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中，商務印書館遭日軍轟炸前所搶救下的“燼余”。因偏癱病臥的張元濟對這些副本十分珍愛，曾說：“此生不能再與此書相見，臨別不無余戀也。”從上海向北京運送前，人們特意將這21冊書送到他床前。

除此之外，前蘇聯、民主德國等國家也向中國歸還了67冊嘉靖副本。1951 年 8 月，在鄭振鐸的提議并指導下，北京圖書館舉辦“《永樂大典》展覽”，展出了各界捐贈及北京圖書館原藏的部分《永樂大典》。

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個故事發生在1982年年底。山東省掖縣文化館致信北京圖書館，稱當地農民孫洪林家中疑似發現一冊嘉靖副本，為“門”字冊。北京圖書館派專家前往考證后確認書籍為真本，與孫洪林及其家人協商后收藏。此書是孫洪林的姑奶奶出嫁時的嫁妝，這位老人不認字，她將書的“天頭地腳”(書籍上下方的空白部分)都剪了下來，做了女紅花樣和鞋樣。

如今，國家圖書館擁有《永樂大典》嘉靖副本224冊(包括在臺灣的62冊)。全世界現存的藏本也僅有400余冊，分散于8個國家和地區的30余個公私藏家手中。

包羅萬象與殘存的4%

《永樂大典》至今還在影響著人們對文學、哲學、自然地理等學科的研究，即使現存副本只剩下滄海一粟的4%的內容，人們依然能從細節里窺見這本大書的全貌。

20世紀30年代前后，在袁同禮和趙萬里等人帶動下，北平圖書館將《永樂大典》輯佚工作列入工作計劃中，先后輯出佚書(散失的書籍)達215種之多。1929年，趙萬里所著的《<永樂大典>內輯出之佚書目》中記載，《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達530種，到了現代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中，記錄的數字是683種。

此次《永樂大典》文獻展的策展團隊代表、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趙銀芳在碩、博士期間專攻唐宋文學，她指出國圖收藏的一冊“湖”字冊副本中，收錄了一首唐詩——白居易的《湖上春行》，其中的文字記載與現今流行的版本略有不同。如，幾乎每個高中生都會背的“幾處早鶯爭暖樹”一句，在這一冊里就寫為“幾處早鶯爭暖曙”。

這次《永樂大典》展覽策展團隊在布展時，選擇了《永樂大典》中記述元朝典籍中記載的“馬可波羅來華”事跡。這正如《四庫全書總目》的評價：“元以前佚文密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意思是元朝以前的一些佚文秘典不存在了，只能靠《永樂大典》得以保存。

至于《永樂大典》的正本究竟在哪兒，當代研究者有如下幾種猜想：其一是明末清初毀于南京，二是隨“忠實讀者”嘉靖殉葬在北京的永陵，三是萬歷年間焚毀，四是藏于皇史宬城墻夾層內，五是毀于清朝乾清宮大火，六是毀于明亡之際文淵閣。可惜的是這些說法幾乎都無確鑿證據。中華書局編審、曾參與影印本《永樂大典》出版工作的張忱石傾向于“永陵殉葬說”，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永樂大典》研究者張升認為毀于明亡之際的可能性較大。但無論如何，迄今為止，尋找《永樂大典》正本的唯一辦法，都只能是在考古發掘中發現關于它的新線索。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