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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工程背后的政協力量
3400多名政協委員和600余件提案——
三峽工程背后的政協力量
1988年,周培源率198位全國政協委員考察長江三峽,并就三峽工程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三峽大壩
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三峽工程1994年啟動建設,1997年大江截流,2012年全部機組投產發電。
如今,三峽工程防洪庫容達221.5億立方米,是治理長江水患的關鍵性骨干工程,它使長江中游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三峽電站總裝機2250萬千瓦,年均發電量882億千瓦時,至今累計發電已超過1萬億千瓦時,相當于節約標準煤3.19億噸,減排二氧化碳8.58億噸。
三峽船閘年最大貨運量達1.3億噸,比建成前提高6倍以上,單位運輸成本平均下降37%。
與此同時,三峽工程建設極大促進了三峽庫區經濟社會發展,三峽水庫393億立方米庫容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戰略淡水資源庫,具有強大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三峽工程,建還是不建?早建還是晚建?這是縈繞中國人心頭幾十年的大問題。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三峽工程。是改革開放推動了三峽工程建設。三峽工程的成功建成和運轉,使多少代中國人治理長江和利用長江水利資源的夢想變為現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的重要標志。”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經理袁國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作為三峽工程建設的親歷者,袁國林給記者講述了關于三峽工程的那些往事。
論證
“早在1919年,孫中山先生用英文發表的《實業計劃》中,就提出了興建三峽工程的設想。建國初期,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加快編制長江流域規劃和開展三峽工程研究。”袁國林介紹說。
但三峽工程的決策是一個無比艱辛的過程,一直到鄧小平1980年7月考察了三峽庫區、三峽壩址和葛洲壩工程之后,興建三峽工程再次列入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
對于三峽工程這一重大建設項目,不能不提的是來自全國政協的力量。
一組數據顯示,自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以來,先后有34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了有關三峽工程的提案達600余件。
在項目論證期間,委員們提出的關于三峽工程的提案有47件。有50多位委員直接參加了論證和審查工作,還有許多委員不辭辛勞,深入現場考察,積極建言。這些,都為三峽工程的科學論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資料顯示,1985年3月25日至4月8日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期間,167位全國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問題單獨或聯合提出17件提案,建議緩上三峽工程。當年的五六月間,全國政協考察團,實地考察了三峽地區,向中央提交了《三峽工程的論證應做出快上與緩上兩種方案的比較》的報告,列舉了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七大問題。
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全國政協的意見和建議,作出了三項重要決策和部署:在1986年四五月間,由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率隊到三峽地區進行實地考察,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將三峽省籌備組改建為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決定重新開展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同年6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由水電部組織各方面專家,進一步論證修改原來的可行性報告,重新提出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
1986年6月19日,當時的水電部黨組決定成立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為加強對論證工作的指導,領導小組聘請了12位特邀顧問,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孫越崎就是其中之一。
當年,孫越崎作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三峽工程專題組組長,會同有關方面專家就“長江流域綜合治理規劃及三峽工程問題”多次實地調查,并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長江綜合治理的建議。
同年6月23日至24日,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根據各方面特別是全國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提出的問題和意見,決定建立14個專家組。在412位專家和顧問中,有全國政協委員20多人。他們以精湛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犀利而又準確地指出了原三峽工程方案的一些不足之處,有助于在重新論證中使三峽工程方案更加完善,有助于中央科學決策三峽工程。
正如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組長,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所指出的:“正是不同意見才促進了三峽工程論證的深入。提不同意見的同志都是積極的、認真的,出于愛國熱情和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
1993年,數萬人齊聚三峽工程壩址三斗坪,開始了三峽樞紐工程施工前的各項準備工程。
袁國林直到現在還記得他第一天到三峽工地的心情,“我從上學的時候就知道有一個三峽。能建設三峽,那是巴不得的事。”他為此還寫了一首名字叫《軌跡》的打油詩:一生追著江河走,酸甜苦辣沒回頭。輕車已過樂天溪,絕唱一曲在三斗。
建設
三峽工程的建設依然牽動著全國政協委員的心,來自全國政協的聲音也從未間斷。
來自重慶的韋云隆是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在他做全國政協委員的10年間,每年都會提出多件提案,而其中又必有一件是關于立法保護三峽生態環境的。
早在1998年,韋云隆集多年對三峽工程的思考,就提交了一件關于立法保護三峽水資源的提案。之所以十年堅持不懈,在韋云隆看來,雖然從中央到地方,都對庫區生態環境高度關注,但是,保護力度還不夠,保護措施還不夠“強硬”。韋云隆認為,必須為三峽庫區“量身”立法。
針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委員們又提出了大量操作性很強的意見和建議。
每年,都有一些委員特別是來自重慶、湖北的委員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內容包括庫區生態環境建設、庫區移民、庫區經濟發展等問題。
2004年,住渝全國政協委員提出了關于解決三峽庫區“產業空虛化”問題的建議,引起了國務院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國家發改委立即著手編制三峽庫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并決定從2004年起從三峽建設基金中連續6年每年安排5億元建立庫區產業發展基金,用于扶持庫區產業發展,解決移民就業問題。
“移民成,則庫區興;移民敗,則庫區亂。”袁國林表示,三峽建設中,移民和環境治理都是他最關心的問題。
2006年10月14日,針對百萬移民的安置問題,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在三峽庫區率團調研時指出,要抓好“借助比較大的建設項目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一個平等、良好的競爭環境,提升經濟發展的實力;減少并逐漸消除庫區家庭零就業現象,把就業問題這一民生之本、庫區穩定之本解決好;建立適合庫區移民實際情況的合作醫療保障機制,切實解決庫區移民因病致貧問題;充分發揮‘黃金水道’的優勢,把區位優勢變成經濟優勢,做好水運文章”等六方面工作,切實采取措施解決移民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難點問題,以維護庫區社會秩序的長治久安,促進庫區經濟社會健康發展。
運行
歷時17年的工程建設,2008年三峽工程開始試驗性蓄水,這也標志著三峽從此進入一個新時代。
“三峽水質如何保證?”“地質災害如何防范?”“百萬移民如何穩得住、能致富?”……政協委員們的心依舊沒有放下。
2008年9月和2009年7月,作為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陳宗興兩次帶隊到重慶,分別就“三峽庫區后續管理工作”、“建設和諧穩定的新庫區”等課題進行了調研,還參與了“建設我國西南地區對外開放大通道”課題的調研,提出關于做好三峽庫區后續工作的建議和關于在庫區發展綠色產業的建議。
2009年5月,記者曾跟隨由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率團的三峽庫區調研團,對湖北、重慶兩省(市)三峽水庫水質狀況、庫區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移民安置等情況進行了調研。
李金華曾指出,要注意解決好三峽工程后續工作需解決的“水質、地質以及移民的生活質量”三大問題。認為這三大問題是做好三峽工程后續工作的關鍵。一定要本著目光長遠、切合實際、因地制宜、突出重點的原則,保證規劃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要求考察團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形成一份高質量的報告,不僅為即將出臺的后續工作規劃提供建設性意見,而且為三峽庫區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庫區人民生產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起到積極的幫助作用。
針對三峽地質災害,十一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任啟興說:“希望本著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精神,繼續完善,盡快從源頭解決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同時對庫區的土地加強保護,嚴格控制減少,并搞好農作物規劃,加強土地流轉。”
“要對庫區的范圍、生態庫容量進行考察,制定出庫區總體發展規劃。”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王少階說。
“應該出臺生態環境保護專項規劃,在規劃中應明確保護范圍有多大,對適宜種什么,發展什么產業都要有明確要求。”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劉志峰說。
值得高興的是,政協委員們的建議在不久后出臺的三峽庫區后續工作規劃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鑄就的三峽工程這一牽涉國脈國運的‘國之重器’,巨大而顯著的綜合效益對于長江中下游的安瀾、長江經濟帶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做出了重要貢獻,推動中國由水電大國躍升為水電強國,實現了從‘跟跑者’到‘引領者’的跨越,‘三峽品牌’已享譽世界。”袁國林說。
編輯:曾珂
關鍵詞:三峽工程背后的政協力量